就业无“钱途”、出国没“前途”、考研无“坦途”,文科大学生被贴上了“弱势群体”的标签。记者采访发现,专业性不够、替代性强,是文科生就业的“硬伤”。在这背后,既有部分高校盲目增设文科专业的畸形扩招模式“作祟”,也有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功利化理念在“捣乱”。
　　□　本报记者　肖芳
　　文科生就业率偏低
　　“一个文科傻妞就此诞生。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久前的高招时节,实名认证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科普作家的网友“太簇”,因不同意朋友之女报考北大历史学系,在微博上发表上述关于文理科的观点,引发争议。
　　随后,一些社会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似乎也进一步印证了“文科无用”的观点。
　　国内高等教育领域权威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1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是工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文科类专业在就业率排名中垫后。其中,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为85.8%,低于全国本科生平均就业率90.8%的比率；教育学类本科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2731元,低于全国本科生3051元的平均水平。
　　随着这些不容乐观的数据不断公布,“文科无用论”再次甚嚣尘上。刚刚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黑色寓言中走出来的文科生,再次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境地。
　　8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网就此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文科生在学习深造、就业等各个方面是否都存在劣势?截至8月24日10点,已有110479人投票,其中104106人支持“存在劣势”这一说法,占94%。
　　就业无“钱途”、出国没“前途”、考研无“坦途”,被认为是压在文科生身上的“三座大山”。在就业方面,文科专业就业率普遍较低,平均薪资也低；在出国方面,跟文字、语言打交道的文科生竞争不过理工科学生；在考研方面,数学薄弱的文科生跨专业考研困难重重。有人据此调侃称,现在大学里流传新“三不孝”:学文、读研、没女友,不少“文科男”三项全占。
　　就业难是因为替代性强
　　不够专业、替代性强,被认为是文科生就业的最大“硬伤”。即使在文科生群体中,也有不少人认为自己之所以就业困难,就是因为专业性不强。
　　“中文专业被称为‘万金油’,新闻、编辑、文秘、管理都能沾点边儿。但是,这些职位都有自己对应的专业。在找工作过程中,我们只能和那些科班出身的同学竞争,难度可想而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专业大三学生小周认为。
　　与理工科专业相比,文科专业就业面更宽,但不够专。多数企业都设有文科类岗位,如行政、文秘、管理、客服等,这给文科生提供了很大的就业平台。但是,这些岗位起点低、薪水少,上升空间也不被看好。
　　“虽然是同时入职,但软件开发工程师的起薪是7000元,我们文秘宣传的起薪只有5000元。”现在供职于国家电网某子公司的小邹说。不过,她对此并没有过多不满,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文科生一般缺少专业技术,与技术岗位相比,比较容易被替代。文科岗位的工作,不少理工科毕业生一样可以胜任。”
　　来自教育部的统计数字显示,就业最困难的文科专业,恰恰是过去几年学生增长幅度最高的专业。2010年时,全国普通高校理工类本科毕业生为1293114人,是2002年的3.28倍；文科类本科毕业生总数为751918人,是2002年的5.19倍。其中增速最快的是文学类,2010年毕业生总数是2002年77710人的6.27倍,增速远远超过理工类。
　　在这背后,是部分高校现行的畸形扩招模式在“作祟”。一些高校为了扩大办学规模,不断增设专业。增设理工科专业所需的实验室、器材耗资巨大,而增设文科专业的成本和难度就相对小很多。部分高校在开设文科专业时急功近利,新闻热门就开设新闻学,法学热门就增设法学。这些仓促而设的文科专业,在教学上不同程度地陷入理论化、空壳化,不仅无法让学生从中受益,相反还加剧了文科类就业岗位的竞争。
　　最终拼的是真本事
　　不少持乐观态度的文科生认为,就业难是所有大学生的现状,和文科理科没有关系。就业拼的是真本事,是学业功底、务实精神和择业观念。
　　有网友调侃说,古代也没有分文理科,还不是照样有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诗人?务实一点、专心做事,才是硬道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文科无用论”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下,“文科无用论”必然有广泛的市场。
　　据熊丙奇介绍,我国现有2600多所高校,按照高等教育的定位,本该有一部分高校实施通识教育,关注学生的基本能力与素质培养,淡化专业界限,给学生自由选课空间。但是,相关部门常以就业率来评判学校办学成绩,导致几乎所有高校都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变成了“职业培训所”,“在这种情况下,哪些学科、专业好就业,就是有用的专业,反之则是无用的专业。”
　　“在功利的教育环境中,受教育者和社会以功利的视角选择和评价教育,是很自然的。这种教育与受教育者的相互作用,只会进一步加剧教育的功利性。”熊丙奇认为,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教育改革,让教育摆脱功利色彩；另一方面,也需要受教育者和社会公众,更多地关注教育的非功利的价值,“事实上,教育的非功利价值更值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