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消息：据世界新闻报报道（记者 邱晓雨），他的文字，拥有梦境的奇幻与丰饶；而他的梦境，又不断与现实重重缠绕。是谁让他塑造出电影《红高粱》原著中的女性形象？他为何认为小说《丰乳肥臀》中，有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缩影？近日，本报记者邱晓雨（以下简称“邱”）对话著名作家莫言（以下简称“莫”），聆听他在梦幻文字背后的现实足音。 

    最屈辱的事跟食物有关 

    邱：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 

    莫：不是说我喜欢吃什么，我什么都喜欢吃，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我选择。因为我生在1955年，等我有了记忆时，也就是1960年左右，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大家还觉得很正常，以为人生下来就应该这样半饥半饱的，见了食物眼睛发红，像狼一样要往上扑。我们一生下来就没有体会到像现在的孩子这样一种食物过剩的生活，就感觉到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没东西吃，永远伴着饥肠辘辘的一种感受。 

    邱：而且小孩也不会把食物和尊严联系在一起…… 

    莫：小孩儿，我想他确实体会不到一个人应该有自尊，应该忍受肉体上各种各样的痛苦来保持人格的尊严，只是在长大之后才会有这方面的思考。我想别说是小孩子了，即便是一个成年人，当他连续几十天都吃不饱时，突然面临美味佳肴，那真的就很像我小说里说的一样，什么尊严都是顾不上的。 

    邱：现在回想起来，在挨饿的那段时光，给你这一生当中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莫：最深的印象，就是我现在经常做梦，梦到又在跟人抢夺食物。我想我生活当中很多最屈辱的事情是跟食物有关的，最丧失自尊，让我最后悔的事情也和食物有关，当然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可能也是跟食物有关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后，真的，突然一回家，父母亲非常欣慰地把家里的粮食都掀开让我看那时候我已经当兵在外了你看今年我们家里有多少粮食，不但今年够吃的，就是明年颗粒无收也不会发愁了。我也感觉到真是幸福，家里面竟然一下子存下了两三年都吃不完的粮食，这种幸福我想是城里人很难体会到的。回忆起往事，我就会感觉到人世间最宝贵的是粮食，而不是什么黄金、钻石，所以这个影响我一辈子。
在煎熬中活着就是生活 

    邱：在你的书里常提到你的家人，尽管那是一些艺术的形象，不是真正的“我爷爷”、“我奶奶”，或者“我妈妈”，但那些形象又很真实。 

    莫：很多读者，包括一些西方读者和批评家也在问我，我的小说里为什么总是有一种女性至上的感觉，好像女人是包容一切、创造一切的，男人都是病态的、软弱的、破坏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这可能来自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每当遇到重大问题，家庭生活里出现重大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时，女性的表现母亲和奶奶的表现，总比父亲和爷爷要坚强。 

    我爷爷刚开始是个胆大无比的人。当时叫“跑警报”，一旦日本要来扫荡了，所有的农民就牵着牛羊，老太太就抱着母鸡，立刻跑到田野里去，钻到高粱地去躲避。但我爷爷就说不怕，他不走。但后来真的来了日本人，把他堵在堂子里，逼着他交待八路在哪里。我爷爷哪会知道，一个日本士兵拿着刺刀在我爷爷头上来回拉了两下子，头上豁开了两个血口子，血流满面。日本人也没再怎么着，就把家里的鸡给抢走了。后来再说日本人要来了，我爷爷跑得比谁都快。 

    邱：即便是当时活下来的人，很多人也一直感觉到一种很煎熬的状态，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个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存活的意义是什么？ 

    莫：即便在那样的环境里，日本人来，国民党伪军来我们叫二鬼子、黄旗子，各种各样的游击队来。我们想老百姓干吗还活着，都死掉算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老百姓还是要生活，还是要关心粮食的问题、收成的问题，要考虑明天的问题，明年的问题，还会为了钱财来争吵。所以这就叫生活。 

    幽默是活下去的方式 

    邱：在《生死疲劳》里面有好多笑话。让你觉得那么残酷的场景中，他们的生活那么累，那么辛苦，但还是开很多玩笑。你身边的那些人也是这样吗？ 

    莫：这种幽默是老百姓使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方式，是解脱自己、减轻压力和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想，实际上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幽默感，甚至是黑色幽默，荒诞的幽默。 

    我们当时叫拉怪话、拉熊话。比如说寒风刺骨，抱着个铁锹，穿着单薄的衣服，哆哆嗦嗦地被生产队的干部赶出去挖沟挖河，这个时候我们照样会讲一些会令人捧腹大笑的话，一边讲还一边唱。 

    邱：谁是拉怪话最牛的，你是吗？ 

    莫：我可能拉得比较多吧，因为我父亲是从来不讲的。他是非常严肃、方正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几兄弟在外面是很有名的拉怪话的人。当他的面，我屁都不敢放，我二哥他们一见我父亲也特别正经，吃饭时没有一个人说话。 

    邱：你长大后还怕爸爸吗？ 

    莫：不怕，但是几十年形成习惯了。我吃饭跟我太太一块儿，5分钟解决战斗。我女儿喜欢一家人围着饭桌，倒上一杯红酒，她欣赏电影电视里面那样一边吃，一边讲，很优雅地吃。我哪有那么多的优雅，稀里哗啦吃完就走了。我父亲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饭桌上很多菜还没摆完，他已经一抹嘴吃完走了，到一边去了。所以我想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真是依靠这样的一些幽默，私底下感觉到生活很有乐趣。 

    上官金童是我的写照 

    邱：每一个小说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精神自传，《丰乳肥臀》封面上有一句话，说你可以不读所有的书，但是要了解莫言，一定要读这本书。 

    莫：是的，因为《丰乳肥臀》里面，上官金童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懦弱，这真是我的精神自传，我想也是中国像我这样的一代人精神方面的一个弱点。武汉大学的邓小芒曾写过一本书，里面有评论《丰乳肥臀》的一章，他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都有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这话让我很感动。 

    邱：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 

    莫：我在写《丰乳肥臀》之前就已感受到了这个问题，要不然就写不出这本书来。上世纪80年代之后，慢慢地感觉到对一个男人来讲，懦弱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懦弱使我们不敢坚持真理，也不敢坚持自我，这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 

    邱：会想方设法去战胜它吗？ 

    莫：那就是经常要受到提示，包括别人的提示、自己的提示，但到了关键时刻还是退缩。我想懦弱这个东西有它正面的一些好处，确实可以息事宁人。当你受到很大的侮辱时，不懦弱的话，真是会到拔刀相向这种程度了；因为懦弱，你退却了，那么也安全了。 

    我小说里之所以写了像《红高粱》里的奶奶，以及余占熬这样一些敢作敢为的男子汉，可能就跟自己身上缺少这东西有关系，缺什么就写什么，缺什么就梦到什么。当感觉并认识到自己的懦弱是一个巨大的弱点时，于是在我的很多小说里就出现了那种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敢于坚守自我的人物。 

    作家莫言 

    莫言，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主席团委员。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参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1年毕业于北师大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7年脱离军界转至地方工作。 

    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5卷。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在国际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获得过很多重要的奖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莫言的斗篷 

    记者邱晓雨 

    每次走过离我们国际台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我都会抬头看看。如果我身边有人，我就像鲁迅笔下的某女那样千万遍地叨咕起来：你知道么？莫言原来就在这上班，《检察日报》，10年。 

    我每说一遍，“上班”这两个字都在我的嘴里扎一下我的舌头。因为把莫言和上班联系起来，就像往鸭掌里挤芥末那样，让人觉得刺激。莫言小说里的文字像是高天上的流云，但他现实中的身份却如同云影下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看着那么普通，连反刍的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有什么特别。 

    当时还在国内部的记者杨琼把莫言从两会的住宿地接过来。她坐在录音台子的一角听我们的采访。杨琼姑娘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因为就连《编辑部的故事》里的任何一个编辑，看上去也比他有戏剧性。“莫言是个正常的叔叔”，这让看过莫言文字的杨琼备感泄气。但是我则有另一重惊喜，总是觉得如果莫言有一顶斗篷，一定可以呼啦啦地钻出我们直播间的大玻璃，飞得越来越远。 

    不瞒你说，想起莫言，我就想起两个字：超人。我的眼前，甚至好几次出现过莫言整理好了行头，低下头来系着红色斗篷的样子。 

    莫言新月般的两弯眼睛，和电影里的那个人绝不会形似。但是他更像真实世界中的超人。我们都知道，超人是个坐在办公室里，看上去最不起眼的，还有些书生气的平凡小白领，好像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那样。但是私底下，当他披上斗篷，这个世界就掌握在他手中了。 

    莫言也是有斗篷的人，文字就是莫言的斗篷。高粱穗子织成的土地裹着猩红色的历史，白狗黑孩加上金色的红萝卜，这些颜色让他的斗篷那样绚烂夺目。而斗篷下面的莫言，平时又能把自己掩藏得极其到位，让人一点都看不出他曾经飞翔过。 

    （作者系世界新闻报记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 (微博)著名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