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如何变？总的看，将主要取决于三大变量：第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如何？第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性质、方向是否进一步明朗化？第三，地区形势如何演变，尤其是大中东局势、东北亚安全形势如何变，以及“欧洲的麻烦”，包括欧债危机、欧元危机、欧洲一体化危机等，能否解套、如何解套？
　　发达国家经济“下沉”具有不可抗拒性
　　岁末年初，国际上一些经济机构纷纷对2013年的世界经济作了预测，虽然数据各不相同，但比较一致的判断是“熊市”依旧。
　　这种持续的低迷当然不能排除经济周期及经济规律等因素。但是，根源则要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中去考察。
　　美欧日等西方国家总人口仅占世界1/6左右，却长期占有世界总产出和贸易份额的3/4左右，这是不公平、不正当、也是不可持续的。当前，美欧日经济普遍“下沉”是对其经济、贸易份额世界占比不适当高位的“刚性调整”，具有正当性、正义性、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这是其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所无法挽回的。由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经济、贸易份额仍占世界总额的近60%，其经济“下沉”必然拖累世界经济，使世界经济、贸易在低谷徘徊。而在这一数字降至1/3左右以前，其经济、贸易不大可能恢复健康增长。从这样的观点分析，世界经济、贸易低迷将具有长期性，可能延续到2020年甚至更长时间。国际战略形势如何演变，也一定会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
　　这其中，欧洲的情况更能反映21世纪世界的深层次变化。目前，欧洲经济已失去活力，很难走出下滑“螺旋”，经济低迷及欧债危机、欧元危机、欧洲一体化危机等并发，有可能引起政治社会动荡加剧，国家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乘势抬头，甚至不排除欧洲出现重大地缘政治裂变的可能。
　　美国“收缩”计划存在诸多变数
　　2012年，描述美国全球战略变化趋势的第一个关键词是“重返亚太”，后面相继又有“转身亚太”“战略再平衡”等。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战略本质大体类似于1956年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退和尼克松1969年上台后在东亚搞“换肩”战略，是在谋求全球“收缩”，其收缩广度与幅度则大体介于后二者之间。
　　不久前，美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题为《2030年全球大趋势：变幻不定的世界》战略分析报告，其中提及美国正在失去“单极”地位，10年后将不再有任何“霸权主义”国家。这也表明，美国从“无所不管”的“世界警察”位置后撤正在成为美战略界主流的共识。
　　目前判断，美全球“收缩”战略有两大要点：第一，就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而言，国内事务优先，美2013年将把国内事务、尤其是重振经济置于战略优先位置；第二，就国际事务和全球力量配置而言，美将力争从大中东和欧洲等地收缩，把主要力量集中于亚太。
　　然而，美国在2013年能否如愿实现全球“收缩”仍存在变数。其一，中东局势演变是否允许美“全身而退”？如果伊朗决心突破“核门槛”或以色列决心进攻伊朗，或者叙利亚局势和阿富汗局势因重大变故而突然“失控”，都有可能使美难以从中东如愿“脱身”。其二，东北亚局势如何演变？如果朝鲜再次搞核试验或朝韩关系出现新的紧张、中日钓鱼岛争端不能“软着陆”、亚太军备竞争继续加剧，美就难以实现其把重心转向重振美国经济的战略“收缩”。其三，欧洲战略态势如何演变？如果欧债危机、欧元危机、欧洲一体化危机加剧，欧洲出现大的动荡，美将不得不耗费时间、精力到欧洲“救火”。
　　此外，如果美国国内沸沸扬扬的“页岩气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取得意外突破，并给美国经济带来意外刺激，美国保守主义势力也有可能抬头，否决“收缩”战略。
　　大中东地区可能乱上加乱
　　2013年，受世界经济继续低迷以及美国搞全球战略“收缩”的影响，欧亚大陆南缘濒海带的动荡有可能加剧，大中东地区尤其可能乱上加乱。
　　这一地区的局势在2013年的走向，主要有三大看点。一是叙利亚危机如何了结？目前来看，叙利亚的僵局或可维持一段时日，但达成政治妥协、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不大。一旦僵局被打破，巴沙尔政权垮台，不但叙可能“碎片化”，中东也会出现“多米诺效应”，乱局扩大。二是伊朗核危机如何“着陆”。伊不会放弃“核能力”，如果冒险突破核门槛，中东就会风云突变、更加混乱，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大，美国全球收缩和战略重心东移计划也就可能破产。三是阿富汗局势如何变？基于美将于2014年从阿全面撤军的判断，阿各派力量及阿周边各国都在加紧抢位布局。这将影响到美国会在阿富汗留多长的战略“尾巴”、撤军是否“干净、彻底、全面”。
　　在东亚濒海带，2013年东南亚有可能“闹中取静”，但东北亚存在两大不确定性。一是朝鲜半岛局势如何发展。朝、韩新换领导人对对方的态度与政策如何，将牵动亚太局势。二是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如中日僵局不能解套，则对中日两国经济、对亚太局势及美国“战略再平衡”的性质、内容及其全球收缩战略都将产生影响。
　　非传统安全挑战增大军事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世界经济低迷、美从中东收缩、大中东动荡加剧等因素，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影响极为复杂。一方面，美国的霸权通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美在国际反恐、反海盗、反扩散等领域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搞战略“收缩”、尤其是从大中东“撤退”，以及欧洲搞“关门主义”，有可能导致国际恐怖主义获得喘息、核扩散加剧、海盗等跨国犯罪活动更加猖獗，全球气候问题谈判也可能陷入停顿。
　　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从一超独霸向全球收缩的急剧转变、世界经济低迷都将引起国际安全结构大盘震动，尤其将引起国际军事安全形势发生复杂变化。一方面，美国计划未来10年裁减军费4870亿美元，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军事超强地位。相反，由于美国搞战略收缩后军力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军队质量、注重提升美军空天电能力和远程快速突击能力，其对战略对手的军事压力和威慑力并未下降。另一方面，世界上尤其是欧亚大陆被抑制的各种矛盾可能集中突发。在中东，叙利亚局势发生突变、以色列为寻求“绝对安全”打击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危险性都在增大。在亚太，再起争端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亚太沿海国家争夺海空军优势的军备竞赛有可能加剧。
　　（林利民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