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2013年第一天，早晨6点半，寒气刺骨，53岁的余友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准时赶到武昌徐东路，开始清扫马路。过往的路人不会想到，这位穿着一身橙红色工作服的普通环卫工，家有17套住房，价值过千万元。

　　余友珍是武昌区城管局清扫大队的合同工，月薪1420元。她家拥有10套现房，邻近东湖欢乐谷景区，市价每平方米至少6000元，加上今年即将交付的另外7套住房，她是个拥有千万房产的“富婆”。

　　余友珍负责约3000米马路的保洁，每天要沿街来回清扫6个小时，擦洗8个垃圾箱。昨天记者现场看到，余友珍拿着湿抹布，弯腰擦了一会儿，箱体表面很快就结了一层冰碴儿。

　　上世纪80年代，余友珍是洪山区东湖村霍家湾菜农。夫妻俩起早贪黑，辛苦攒钱，在湾里第一个盖起了三层楼私房。到武汉打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余友珍就将空余的几间房用于出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每间每月至少能收50元钱。攒了钱后，又盖房又加层，几年下来，她共拥有了3栋5层楼的私房，大多用于出租。她说，当时农村建房管得松，家家都盖房。令她没想到的是，2008年开始赶上征地拆迁还建，她居然先后分得21套房子。后来，她陆续卖掉了4套。

　　从1998年起，失地后的余友珍到武昌区城管局当环卫工，一周休息一天，凌晨3点半就要到岗。虽然后来成了“富婆”，但她依然没有放下扫帚。工作中，常常被人冷眼相看，但她仍然乐此不疲。清扫班里的很多同事都想不通：“余师傅家里那么有钱，还要来吃这个苦！”对此，余友珍有自己的说法：“我想给儿子、女儿做个样子，不能天天窝在屋里坐吃山空。”

　　余友珍耳闻目睹村里有人拿到多套还建房后，不做正经事，沉湎于打牌赌博，甚至吸毒。她对子女有言在先：“你们要是不做事，我就把房子捐给国家。”现在，她的儿子在东湖风景区当司机，月薪2000多元；女儿也是上班族，月薪3000多元。

　　工作中被人辱骂 有同事替她出气

　　“她的钱拿出来可以砸死你”

　　曾经闯深圳，只为“做点事”

　　拥有价值千万房产的余友珍，为何还要披星戴月做环卫工？连日来，记者多次到余友珍工作的地方，对她及身边的人进行采访，试图从余友珍的人生轨迹中寻找答案。

　　“我是个农民。”余友珍总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身份。1976年，她从东湖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在家里——东湖村霍家湾务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分田到户，余友珍家里分得五亩菜地。当时，种好的菜，凌晨3点要起来摘好洗好。她经常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驮着两百斤的菜，到武东贩卖。

　　1993年，随着城市扩张，东湖村菜地面积越缩越小，她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少。那时，同村的很多人闯深圳。她和丈夫一商量，花4万元买了一辆货车，打算去深圳工地跑运输。

　　余友珍记得，当时小女儿才4岁，不得不把她带在身边；儿子大一点，就只能丢在武汉，由老人带。

　　其实，当时光靠房租，余友珍家里的日子也能过得不错。“就想出去闯一闯，我没什么文化，但不能不做事。”

　　女儿已完全不记得父母带她去过深圳。偶尔，余友珍拿出当年在海边拍的照片说：“你看，妈妈当年出去闯，你还那么小。”

　　余友珍第一次外出闯荡，人生地不熟，以失败告终。“主要给工地拖砖，我们夫妇都不会开车，请个司机月薪就是两千块，但是运费很难要，加上出了个小车祸，搞了不到两年，就回到了武汉。”

　　虽然是富婆，脏活抢着做

　　余友珍坦言，除了种菜，她没有别的专长。经人介绍，她曾到武昌东亭一家印刷厂，给20多号工人做饭。这份工作干了两年多，印刷厂倒闭，她再次失业。

　　但余友珍一天都闲不住。1998年，邻村好姐妹王腊英在武昌区城管局当环卫工，问她有没有兴趣来扫地，就是有点苦。劳作惯了的余友珍想，那算什么苦，扫地就是做清洁，不苦。

　　余友珍说：“我挑过20年大粪，以前种菜时，下午五六点钟，城里工人下班了，我们要到田里浇粪，一直浇到晚点八九点。一辈子苦惯了，不做事心里不踏实。”

　　一开始，余友珍上早班，凌晨3点半，从岳家嘴一直扫到汪家墩，一次打扫得要两个多小时。扫到6点多，城管部门会给环卫工配送早餐，有包子、馒头、豆浆。早餐一周只送两次。不送饭时，余友珍会带点米来，煮一锅稀饭，就咸菜过早。

　　在同事眼里，余友珍是个富婆，可她最看不惯的，是有了钱就看不起做体力活的。有一次，一辆的士的车轮压住了垃圾，余友珍让司机把车子往前挪一挪，可司机不愿走，而且还用脏话侮辱她。一旁的同事气不过，怒斥对方：“我们扫大街的怎么了，她的钱拿出来可以砸死你！”

　　同事吕新胜是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他说，余友珍做事认真，虽是清扫班副班长，但有什么重活、脏活从来抢着做。垃圾车来了，要把垃圾桶往上挂，她总是第一个往上冲。

　　房租归房租，自己要做事

　　刚到武昌区城管局清扫徐东大街，余友珍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月工资是240元。那时，她家中的房租月收入至少是工资的4倍。但余友珍认为，房租归房租，但还是要在外面做事。

　　身为农民，余友珍最喜欢的是房子。结婚时，她和老公住的是两间泥瓦房。在农村，夸谁家，就是看谁家的房子修得大，修得好，而且最气派的是楼房。

　　余友珍说，农村人就喜欢盖房，村里有句俗话，房子是个“哑巴儿子”，它可以帮你挣钱、做事，但不说话。

　　在没有住楼房前，余友珍的梦想就是攒钱、攒钱、再攒钱，修一栋楼房搬进去住。没想到的是，后来，她家的房子不仅做起来了，还给她带来高额回报。

　　2002年，余友珍已盖起3栋5层楼的私房，每月仅房租就有4000元的收入，而她当环卫工的收入仅千元左右。

　　怕子女变样，自己做榜样

　　但她没想到，房子多了，也带来“烦恼”。

　　从2008年开始，村里开始拆迁还建。余友珍的私房第一批就还了14套房，每套平均面积80-120平方米，当时还建小区的房价每平米3000元左右。一夜之间，余友珍的房产价值超过了400万。

　　余友珍注意到，一些一夜暴富的村民开始无所事事，有人赌博，有人吸毒。她担心她的孩子也会因此而变样，所以，一有机会就数落一儿一女：“都到外面去做事，别指望房子。”

　　余友珍说：“我就怕孩子们闲着，靠房子坐吃山空只会害了他们。”

　　就在元旦节前，她又吓唬孩子们，没得钱用了，要卖房子。儿子很惊讶，已经卖了几套房子，那么多钱怎么一下子用完了。余友珍诓称：“打牌输了。”

　　余友珍没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特别。她告诉记者，在东湖村，跟她相似的村民还有不少，有的人手里有十几套房子，仍然在东湖欢乐谷风景区当清洁工。她所在的清扫班，有3个环卫工来自附近的村子里，每个人手里都有5至7套还建房。　记者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