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张旧桌、一台电脑，几把凳子、一个饮水机，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这就是即墨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即墨医调委)全部“家当”。条件虽然简陋，但江美世却也知足，多年如一日早早来这里“坐班”。不同的是，最近他会刻意打开电脑去查查其他地方“医调委”好的做法，因为有些问题他越来越弄不明白了。 

　　在乡镇综治办工作时，江美世就是调解纠纷的一把好手，目前担任即墨市医调委主任的他从2009年受聘当调解员，这份工作已经干了5年。5年来，他成功调解的医疗纠纷少说也得200来起。可让他弄不明白的是，本已成为解决医患纠纷主渠道的医调委却遭遇越来越多的尴尬，政府“托管”，医调委甚至连自己“娘家”都搞不清是谁？ 

　　即墨医调委试点5年，为啥遇到了如此多的问题？江美世说，这还得从5年前开始说起…… 

　　前身 

　　由医院倡导发起第三方调解机制 

　　医患之间的“缓冲带” 

　　“即墨市最开始试点推行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是在2009年9月，当时并不是官方来主导的，就是由即墨市人民医院开始推行的。”江美世是“即墨医调委”地地道道的元老，从2009年刚成立第三方调解机制时，他就受聘在此当调解主任。作为青岛市首个试点，当时是没有太多经验可借鉴的，而即墨市人民医院选择引入风险保险方式，由保险公司出资组建调解办公室，医院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监督。 

　　为什么要推行试点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现任即墨医调委调解员江敦禄今年76岁，是医学外科专家，原先在即墨市人民医院担任过医务科主任，就负责处理医院医疗纠纷，他介绍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医疗纠纷很少，一年可能也就五六起，处理起来也很简单，医患之间还是比较信任的。” 

　　但在2009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医患纠纷不断上升，而赔偿金额也不断增加，家属在医院门口烧纸、挂横幅、甚至殴打医生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每次发生医患纠纷，都很难调解，更有甚者因受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有的家属为了索取更多赔偿就是闹事，根本不沟通。 

　　不仅是即墨市人民医院，众多医院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发生医患纠纷时，由于患者方对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不信任，多数不愿通过行政调解解决，而法律诉讼又繁琐、耗时。于是，在医患双方间建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调解机构，依法、快捷地解决纠纷尤为重要。即墨市人民医院成了岛城第一家“吃螃蟹”的医院，院方希望给医患矛盾找一个“缓冲带”。 

　　“医院不怕赔偿，因为院方都有保险，在一定额度内都是保险公司赔的，就怕患者无休止地闹，不仅影响正常工作，对医院形象也有影响。”医院的一位负责人说，成立第三方调解机制，是给医院“解压”，经过冷处理以后，医患纠纷也更容易解决。 

　　保险公司主导公信力受质疑 

　　据了解，2009年即墨市人民医院是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即墨分公司合作，由后者出经费成立调解办公室，医院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监督。调解办公室由6名医学专家、法律顾问、谈判专家、保险顾问和安保人员组成，负责受理投诉、调查、鉴定、反馈和调解。 

　　即墨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副主任宋书斋在当时接受采访时介绍，合作以后医院就有了两类险种：医疗责任险和医疗意外险。前者由医院统一交纳给某财产保险公司青岛分公司，如果是医生责任造成患者损失，保险公司会予以赔偿。另一类即医疗意外险。从2009年9月起，由合作的保险公司在该院推广此险种，由患者自愿交纳，如果患者纳入保险就可由保险公司来赔偿。当时的政策是，重症患者可自愿交200元买份保险，最高可获5万元赔偿。每名患者最多可买两份，即花400元可获最高10万元赔偿。 

　　这个以保险公司为主导的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机制成立以后，运行如何呢？江美世回忆说，那两年医患纠纷是最多的两年，除了通过调解引导患者走司法程序外，两年成功调解的纠纷就有上百起，成功率在90%以上，第三方调解也成了解决医患纠纷的主要渠道。 

　　不过，运行后后期却出现了问题。医疗意外险的推广无疑是保险公司愿意介入的主要因素，但这份险种的推广却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相比于每月需要支付调解员的工资，保险公司甚至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同时，医院和保险公司存在一定的商业利益关系，以保险公司为主导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公信力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政府主管部门介入组建第三方 

　　随着保险公司的退出，也宣告着并非真正第三方的调节机制并不成功，但它的推行给即墨市医调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11年9月1日，即墨市医调委正式成立，这是青岛市首家独立于医疗机构、患者之外的第三方调解组织。 

　　修树旺是即墨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即墨市医调委组建后，他兼任主任。但从去年开始他已经不负责此项工作。他介绍说，2011年成立的医调委有专职调解员8名，兼职调解员6名，主要包括退休的医务专家、法律工作者、法官、检察官等。该组织不属于任何行政机构，是群众自治组织，但其业务受司法行政部门指导。根据规定，“医调委”对医疗纠纷实行免费咨询、免费调解，其工作经费由即墨市财政部门予以保障。为确保其公信力，新成立的即墨市医调委在司法体系下面，而非隶属医疗组织。 

　　新成立的即墨市医调委相比之前得到了全方位的升级，租用市区塑钢房作为办公地点，分别设上了“办公室”、“调解室”、“档案室”、“接待室”、“保险理赔室”等不同科室，给人的第一感觉正规了很多。调解员的数量也增加了，专业性更强，此外还有20名涉及危重症、骨外、产科、儿科等专业的医疗专家以及23名法律方面资深人士组成的专家咨询组提供医疗、法律方面的援助。修树旺说，转变以后的即墨市医患纠纷调解机制更加成熟和规范化。 

　　江美世以前在综治办工作，调解纠纷本来就是把好手。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在2011年“转变”时他被留下来，仍然是一名医疗纠纷的调解员，他指着办公室墙壁上挂着的宣传牌，上面详细规定了医调委的工作内容、原则、流程。“无论是医院推行，还是政府主导，即墨市在推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方面一直走在了全市的前面。”江美世说，调整后的调解机制更完善了，像医患双方达成共识后，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若有一方不履行协议，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相比之前更具备真正的法律效力。“不过，只要是我们调解成功的都履行了协议，还没有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例。” 

　　不过，后来是因为涉及到拆迁，租用的房子被拆除了，即墨市医调委重新回到两个医院调解站办公。江美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调解纠纷，用事实说话，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但是因为办公地点在医院，不少患者信任感降低，提出质疑，所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调解员”的工作牌和聘任证书，一直放在办公室。 

　　“我们是第三方，跟医院无关，之所以工作室设在医院，是为了便于为大家服务，房子也只是借用医院的而已。”这是江美世见到患者后最先说的一句话，也是解释最多的一句话。他做的不仅仅是调解，还会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利用自己所了解的政策、程序等知识，去帮助弱势群体，引导他们通过正常途径维权。 

　　现状 

　　调解员都不知归谁监管？ 

　　在江美世看来，在哪办公并不是最重要的，最近一段时间让他弄不明白的是，即墨第三方调解机制从最初试点到现在已有5年的时间，可运行到现在，遇到不少尴尬的地方，“单独的办公地点没了，8名专职调解员到现在只剩了5个人，即墨市中医院的两位调解员只负责那一个医院，我们这个站则是负责除中医院以外即墨所有医院医疗纠纷的调解。”江美世说，现在每天坐班的就他一个人，遇到纠纷时，他会打电话叫江敦禄等专家调解员过来帮忙，而闲暇之余自己就会上网看看，学学国内其他城市和国外“医调委”的先进做法。 

　　看到外地好的做法，江美世很想弄明白，独立的第三方在调解医患关系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现实的尴尬却是，试行5年之后即墨医调委甚至归谁监管都搞不太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2011年即墨医调委成立时，修树旺担任即墨市医调委主任，而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医调委也是挂在即墨市司法局下面，但是因为岗位调动，修树旺已经不负责此项工作，而后工作交接给了谁，还是不是司法局来监管，真不太清楚。 

　　“现在就做了一个良心活，有了医疗纠纷，患者找到我们了，我们俩老头就要客观公正、尽心尽力去帮患者解决好。至于其他的，弄不懂我们也管不了，听从领导安排。”江美世说，每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他们现在从医院领取，至于钱是医院出还是财政给的，他也不清楚。但希望部门间的职责尽快协调好，因为目前的状态确实不利于更好运行。 

　　试点两年，正式运行3年，即墨市医调委怎么会连“娘家”都找不到了呢？近日，记者先后拨打了多个部门相关负责人的电话，终于基本上理清了事情的始末。 

　　修树旺是即墨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在即墨市医调委正式成立后，担当了很长时间的主任，记者先拨通了他的电话，他说这块工作交给了局里基层科一位姓孙的科长。随后记者又联系到这位孙科长，他说重新转交即墨市卫生局来监管。 

　　记者随后拨通了即墨市卫生部门的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即墨市医调委并不属于即墨市司法局和即墨市卫生局任何一个部门监管，目前两个调解工作站由各自所在的医院负责监管。 

　　那即墨医调委5年之后不是重回了原点吗？即墨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在接受采访时也确认了这个消息，从5年前医院在全市首先倡导发起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节机制到现在，调解员的工资都是医院负担。当时按照的规定，即墨市医调委对医疗纠纷实行免费咨询、免费调解，其办公经费和专兼职调解员的工作补贴由即墨市卫生局、市司法局商请市财政局负责解决。但并没有真正推行起来。 

　　思考 

　　不能简单说失败，经验教训都是财富 

　　一位病危老人，因为严重的心脏衰竭、呼吸困难被送到即墨市人民医院紧急抢救，但在入院之前，老人已经连续24小时没有睡觉，病人的精神状态很差。晚上在值班大夫换班以后，老人的家属就询问大夫，能不能开些药让老人睡一会，一直睡不着觉很折磨人。当晚值班医生就给开了一些安定药物，结果第二天老人因为呼吸衰竭去世了。患者家属因为医生用药不当提出高额索赔。 

　　江敦禄作为调解员中的医学专家，他介绍说，从专业角度来讲，这起最近调整的医疗纠纷责任很好划分，首先医生肯定有责任，患者呼吸困难，本身采取兴奋呼吸的治疗方法，服用安定药物肯定不合适；但是患者家属索赔的态度和金额超出合理范围，不仅辱骂、推搡当值医生而且提出几十万元的不合理要求。为什么说不合理？江敦禄解释说，老人入院时就是危重病号，多脏器衰竭，随时有离世的可能，医院采取的是尽量维持生命的治疗，所以也不能将病人的死亡全部强加于安定药物的使用上。 

　　“老人的孙子刚开始特别激动，不接受调解，但当给他讲清了闹事的厉害关系，又给他说明白治疗情况后，双方也达成了和解，医院也做出了合理的赔偿。”江美世说，像这样医疗纠纷的调解，他们每年成功调解20多起，5年下来少说也得200多起了，调整成功率到了90%以上，也成了当地医患纠纷解决的主要渠道。 

　　虽然即墨市医调委运行到现在遇到了不小的问题，但在江美世看来，作为全市第一个尝试成立“医调委”的区市，意义是非常大的。调解了这么多医患纠纷，事实也证明，第三方调解机制对于缓和、解决医患纠纷有着很大的帮助。 

　　虽然在接受采访时，江美世一直在提醒记者他们是独立的第三方，但不可否认的是，即墨医调委现在的运行模式跟最初成立的初衷已不相符，甚至更像是回到原点，由医院出资聘请调解员，负责调解医院的医疗纠纷。不同的是，五年后更加公益性，除了本院的，即墨市其他医院出现医疗纠纷，他们也可以调解。 

　　那是不是就可以说，即墨市医调委的试点已经彻底失败了？“不能。”青大附院副院长梁军这两年多次呼吁青岛市尽快成立医调委，他说，成立医调委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于解决纠纷、缓解医患矛盾有着很好的作用，光从即墨市医调委5年成功调解200多起纠纷就不能抹杀它的作用。但当然也要注意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一直倡导各级政府牵头建立医调委，不仅成立还要把它运行起来，把工作做到实处，真正起到调解的作用。”梁军说，之所以是试点就允许出现问题，而发现问题后要做的就是不断改进提升，包括即将投入运行的青岛市医调委，它的成立对于医患来说都是大好事，但关键还是运行起来如何把工作落到实处？“当有关部门坐下来讨论市医调委该如何运作，工作的性质、目的等具体内容时，我们可以学习北京、广东等地比较成熟的经验，也可以从本市区吸取更接地气的经验，即墨市医调委经验、教训对于市医调委的运行来说都是财富。” 

　　文/图 记者 尚青龙 实习生 张宏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