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若濒（右）在出诊。 王燕松摄   

　　周凤武（左）与同事们在贴春联。 王燕松摄   

　　马年伊始，每个人都在编织着自己的新年愿望。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来自基层一线的医疗卫生工作者，请他们讲述在新的一年里，有怎样的新愿望、新期待。  

　　乡村医生张波  

　　想办一家老年护理院  

　　张波，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微山岛乡墓前村医生，2013年，在“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大型公益活动中，张波被推选为“特别关注乡村医生”。  

　　张波已经当了近18年乡村医生。他不仅在卫生室行医，由于湖区渔民外出看病不方便，他还经常自己划船到渔民家中送医送药，被村民们称为“两栖”大夫。  

　　张波说，墓前村只有一个村卫生室，但覆盖面很广，服务半径约20平方公里。现在他所在的村卫生室一天的门诊量基本维持在100人次左右，“夜间经常出诊，晚上12点前没睡过觉，我就住在卫生室，乡亲们有事就来喊我”。张波说。  

　　就在记者采访张波期间，他被临时叫去出诊，“一位老乡突然喘憋，让我过去给看看，帮忙打个止痛针”。  

　　张波说，微山岛内的青壮年人农闲时多到外地打工，村里留守老人和儿童很多。他们平时收入较少，有了病就更为拮据。为了给村民们解除病痛，他多年来一直实行先看病、后付费。“来这里看病不用带钱，不需要抵押证件，也不需要任何手续，看完病临走时记个账就可以了，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在他的卫生室，还有很多免费项目，理疗不要钱，包扎不要钱，五保老人来拿药也不要钱。18年来，张波账簿上的赊欠款已达40余万元，他不得不从农村信用社贷款60万元以维持卫生室运转。  

　　为了破解卫生室资金上的困境，张波只好和妻子养鱼和螃蟹，并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偿还贷款。村民都说，如果不做乡村医生，张波依靠渔业养殖早就致富了。张波说，未来一年，要继续把村医工作干好，按照国家政策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让岛民看得起病，吃得起药。  

　　说起新年愿望，张波说，自己有个梦想，就是在微山岛上建立老年护理院。“老年人生活质量很差，在外打工的子女可以往家寄钱，但是老人自己也说，钱不能代替儿女，有了病痛还是需要人照顾。现在地方政府很支持我，帮我争取建设用地指标，也将按照床位给予一定补贴。”  

　　肿瘤科医生贾钰铭  

　　让癌症患者不再痛  

　　“关注肿瘤进展是医生的职业需要，关注癌痛是医生的良心需要。”这是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一科主任贾钰铭的常用语。  

　　“癌症只有少部分可以治愈，但癌痛大多可以被控制。”贾钰铭至今还记得一例非常典型的病例，一位晚期乳腺癌肝转移的患者，在常规化疗不能耐受的情况下，贾钰铭采用肝血管栓塞、交替肝瘤体内碘油、酒精注射，再配合小剂量的口服化疗，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治疗期间还能间歇工作和锻炼。  

　　但这样的幸运不是所有患者都能遇到。对于多数患者遭受的癌痛，贾钰铭很能体会。“简直让人痛不欲生，失去尊严。每年有那么多人会患上癌症，而80%的癌症患者都会遭受癌痛，这些人又该怎么办？”  

　　贾钰铭带领团队借创建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的机会，关爱处于最疼痛、治疗最困难的患者群体。他们按照要求，对每一位患者进行认真的疼痛量化评估，根据病情进行剂量滴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后即询问患者疼痛缓解情况，及时进行剂量的调整。哪怕是剧烈的疼痛，也迅速遏止，第一天即把疼痛降低到可以耐受的0~3分，即轻度疼痛的状态，曾经痛不欲生的患者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贾钰铭说，实际上，晚期肿瘤患者基本在社区或家里治疗，如果基层癌痛工作做得好，那么患者不需要到大医院去奔波。为此他曾到基层进行课题调研，结果发现，中国的癌痛治疗，目前还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进行，基层的癌痛治疗还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以宜宾县横江镇为例，当地医务人员认为仅有少数的癌痛患者得到疼痛治疗；大多数的医务人员不太注重对患者进行癌痛治疗宣教；多数医务人员对规范癌痛控制知识不了解。  

　　“推行基层癌痛控制，刻不容缓。”贾钰铭说，如果能把癌痛作为基层慢性病管理的内容，将是患者莫大的福音。可喜的是，目前宜宾市翠屏区卫生局已对全区所有乡镇卫生院做了要求，将癌痛管理纳入目标考核中。这让贾钰铭看到了希望。  

　　护士何遥  

　　医患间多一份信任  

　　湖南省株洲市二医院护士何遥，在巡查病房时被神智失常的患者殴打，头破血流两度晕倒，却在患者跳楼的一瞬间，伸出双手死抓住患者的衣服，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新的一年，何遥说，自己最大的期待是医患关系能够更加和谐。  

　　2012年5月1日中午，何遥在巡视病房时发现，刚做完手术的患者杨大爷，突然情绪失控，正拔下身上的导管。何遥上前阻止的过程中，被打昏倒地，血流满面。  

　　当何遥苏醒，发现杨大爷坐在窗户上。此时何遥赶紧站起来，在杨大爷跳出窗户的一瞬间，一把抓住杨大爷的衣服。在闻讯赶来的医护人员帮助下，终于把患者拽了回来。杨大爷得救了，何遥却多处受伤，仅头部就缝了4针。  

　　事后，心怀歉意和感激的杨大爷家属拿出2万多元作为补偿，被何瑶婉拒了，“我只做了一名护士应该做的。感谢这份经历，让我更加体会到生命的可贵，也更加懂得了医务工作者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对于曾经误伤过自己的杨大爷，何遥心里并无怨恨，相反她一直惦记着杨大爷的康复情况。中秋节，她还和医院同事一起到杨大爷家中看望他。  

　　“现在医患矛盾多，希望我的事情被大家了解后，能让大家增加对医疗行业的了解，增进对医生和护士的信任。其实，与患者相互信任、相互配合，是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心愿。”何遥说，现在的医患关系不理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普通医护人员来说，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尊重患者，多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与此同时，她也希望媒体能够给医疗卫生行业多一些正能量的报道，让公众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医疗卫生行业的现状，从而对医护人员多一点信心和理解。  

　　县医院院长宋昌稳  

　　改革要触及核心  

　　作为一家基层县级公立医院的院长，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人民医院院长宋昌稳的新年期待，和正在进行的改革密切相关。  

　　“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怎么和基层公立医院的实际结合起来，有哪些配套政策能够落地，是我们做院长最关心的。”宋昌稳说。  

　　对于即将到来的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的改革，宋昌稳心里有些没底，“实话说，没了药品收入这一块，医院损失还是很大，如果配套政策跟不上，医院的运行都会出问题”。  

　　宋昌稳所指的配套政策，并不仅仅只是财政投入补缺口的问题。“在基层，不仅只是钱的问题。”他说，关键还是机制的建设。比如，医疗服务收费政策，这么多年不合理的价格倒挂，已经非常不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要动这个，就得从机制的根子上改。这也是他新年的期待所在——通过改革的深入，一套真正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能够破土而出。  

　　另一个让宋昌稳苦恼，同时也充满期待的关键环节，是人才。这也是县级医院目前最为普遍的困扰之一。“由于人事权和编制都由县里统一控制，我们在高层级人才的引进上没有话语权，想要的人进不来。”他说，随着地市级乃至省级医院的扩张，县级医院面临更加激烈的人才竞争，大批原有的人才也被挖了墙角。一进一出，人才更加成了老大难的问题，宋昌稳为此头疼不已。  

　　在一些地方的改革试点中，已经提出了放开医院用人自主权的尝试，而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推进，也将会逐步加快人才的合理流动。宋昌稳期待，新的一年，县里能够出台实质性的政策，让改革能够有新的突破。  

　　精神科护士杜荣荣  

　　盼精神病患回归社会  

　　浙江省舟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杜荣荣，自从1989年毕业就被分配到这家医院从事精神科护理工作，是舟山市最早的精神科护士之一。杜荣荣觉得，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精神障碍患者受歧视的现象正在逐渐改善。“以前有人问我在哪家医院工作，我一说是精神病专科医院，第一反应是我的工作环境‘很可怕’。但现在别人知道我的工作后，会认为我的工作挺不容易的，需要有非常大的耐心，对患者进行更多的心理疏导，帮助他们摆脱不安、消极的情绪。”  

　　在杜荣荣看来，如何找到一种模式，让度过了急性发病期、符合出院标准的精神障碍患者尽快走出医院，并在之后的康复期受到很好的照料，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关爱、尊重和认可，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果社会康复体系缺失，就意味着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患者来说只能是一个梦想。杜荣荣表示，《精神卫生法》强调了精神障碍康复体系的重要性，明确提出“社区康复机构应当为需要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场所和条件，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为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提供技术指导”，但目前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机构缺口较大，许多患者由于无法得到专业的康复治疗，致使病情易复发。  

　　杜荣荣说，精神障碍患者只有回归社会，才能避免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才能尽快走出病态思维，延缓甚至避免精神衰退的出现。事实上，康复期的患者是可以胜任一定程度的社会交往的，这就需要相关组织为他们融入社会创造条件。她认为，有条件的社区可以开设“工疗站”，为当地精神障碍患者创造就业机会，安排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参加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并由政府出面为产品寻找合适的销路；同时配备相应的专业看护人员，指导患者服药和开展康复训练，由医疗卫生机构为看护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让康复期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政府、家庭、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社区都不能缺位。”  

　　疾控科长张发信  

　　基层疾控早日升级  

　　张发信，陕西省延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从事防病工作28年。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位被誉为“儿童健康卫士”的老疾控在工作中遇到了新问题。  

　　张发信说，流动儿童群体越来越庞大，成为传染病多发的高危人群。“部分流动儿童家长来自偏僻的农村，文化水平偏低，缺乏对儿童预防接种知识的了解；部分流动儿童是计划外生育，家长怕暴露目标，所以拒绝为儿童接种疫苗。”张发信说，对这部分漏种疫苗的儿童，如何安排补种，是基层预防接种人员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此外，严重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不到位，也严重影响了群众接种疫苗的积极性。  

　　张发信认为，个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仍存在“重治轻防”的现象。县区疾控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该配备足够的疾病控制工作人员，来满足辖区目标儿童预防接种和居民疾病控制工作需求，保证服务数量和质量。提高基层临时聘用防疫专干的工资待遇，调动这部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加大对基层免疫规划工作人员的培训，并定期进行业务技能考核，使所有人员能够全面、系统、熟练的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县区政府应当把疾病控制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分配上向免疫规划工作倾斜，弥补基层预防接种单位工作和接种补种经费的不足。争取早日实现儿童异地接种资料联网和信息共享，强化流动儿童的预防接种管理。  

　　社区医生杨若濒  

　　社区卫生需更多支持  

　　杨若濒，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中医副主任医师，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47岁的他在社区中医的岗位上奋斗了22个年头。2012年，他获得了北京市十大健康卫士称号。  

　　2007年，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全面启动，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在全市率先开展了“片儿医”服务模式。杨若濒也开始了带领中医科室进行中医中药进社区的探索。  

　　作为中医科主任，他将“如何让中医的各种诊疗技术在社区大力开展”作为在业务主导方向；将中医药服务与社区居民的健康管理相结合，每个月组织健康大课堂，将中医简便的技术传授给居民，获得了居民们的一致认同。社区居民患了病，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看病，就到中医科找杨大夫。”尤其对老年患者和行动不便的患者，杨若濒不顾自己行动不便，始终坚持“服务到家”，或上门服务或电话回访，让患者和家属十分感动。  

　　杨若濒说：“我是属马的，今年刚好是我的本命年。我希望国家对社区医疗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因为基层情况比较复杂，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除了门诊、出诊还要做非常多的健康教育和很多社会工作。同时，杨若濒希望在医保政策的配套上，能对中医服务的定价更加合理。因为，物价上涨已连续多年，从物价上涨的指数上看，至今还在执行1997年的价格，体现不出中医服务的价值。”  

　　卫监执法队长周凤武  

　　为百姓保就医安全  

　　今年42岁的周凤武是北京市海淀区卫生监督所打击非法行医执法队队长，从事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已经有10多个年头了。  

　　2008年的一天，该卫生监督所接到群众举报，在西北旺镇的一个村里有多家紧邻养猪场的非法豆制品加工场所。周凤武立即带领队员赶往现场，对举报涉及的8家非法加工厂，共计1000多平方米的加工场地给予依法取缔，并当场销毁了部分不符合规定的原料和成品。他没有简单地一罚了之，而是主动提出帮助工厂负责人王某建立一个正规合法的加工厂。周凤武为王某设计工艺流程图，带着王某学习管理经验，协调各个有关部门的审批，帮助建成了豆制品生产厂。王某激动地说：“周科长的认真执法教育了我，我一定要做个守法的经营者。”  

　　周凤武在担任打击非法行医执法队队长后，从2009年到2013年间，带队取缔了1200余家非法行医场所，使海淀区的非法行医得到了有效遏制。2010年至2013年，他连续4年荣立三等功。“取缔非法行医，就是砸了违法者的‘饭碗’，暴力抗法也会经常遇到，我们去执法只有2人~3人，有时要面对上百人的围观甚至是围攻。有些围观者同情违法者，站在违法者一边，谩骂甚至采取暴力。那时就需要‘110’的警察来为我们解围。”周凤武说。  

　　采访中，记者问周凤武新的一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说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黑诊所彻底消失，百姓就医更加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