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动机 

　　2012年年底，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出台，举国上下积极行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社会舆论对公务人员的监督也逐渐加强。然而，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却发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巧立名目的发票将一些公款消费悄然化解，受到有需求的人们的“欢迎”。针对此话题，记者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展开了对话。

　　对话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

　　乔新生

　　《法制日报》记者 　　　　　赵 丽

　　□对话 

　　记者：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一顿超规格的公款宴请，可以分两次甚至三次开发票，以达到“规定水平”，奢侈品消费也可以以“礼品”、“办公用品”名义开具发票。

　　乔新生：说实话，当前我国税务机关在税务发票管理方面煞费苦心，但是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正如你们调查采访中所发现的那样，有些地方将公款吃喝分为多次开发票，有些地方改变发票购买物品的名称，有些地方将公款吃喝变为会议学习。

　　目前有这样一种不好的趋势——随着中央对于三公消费的高度重视，一些普遍存在的表面腐败现象正在人为地变为地下腐败。

　　记者：我们从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单位之间“公对公”送礼可谓巧立名目，购买礼品的资金通常笼统称为“办公用品”、“食品”等，至于购买产品的用途和去向等具体信息不会注明。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定，要求将产品的用途和去向等具体信息也标注清楚？

　　乔新生：在行政主导体制下设计的财政预算经费审批使用制度，不足以解决“三公经费”存在的问题。

　　在世界一些国家，公务开支中根本没有公款消费这样的项目，因此也根本不存在发票的问题。现在许多地方之所以需要发票，就是因为在不需要开支的时候，通过财务发票处理账目。这不是腐败的原因，而是腐败的结果。

　　记者：您的意思是取消公款报销中的发票制度？那财务制度如何进行？公款消费如何管理？

　　乔新生：是的。因为这样的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利于会计管理，但是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很可能会产生遮掩的作用。

　　目前，许多部门在三公经费的使用上采取“发票抵扣”的方法，使用大量的餐饮发票报销通过正常途径无法报销的费用。这就使得中国餐饮发票满天飞，“三公经费”膨胀。

　　在一些国家很少有发票管理这种说法。只要是国家公务人员，从财政经费中开支，就必须事先得到明确的授权，如果没有授权，那么，禁止公款吃喝。发票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应该越小越好。

　　遏制公款消费正确的做法应该遵从以下四项：第一，公务消费是否需要；第二，公务消费是否经过授权；第三，公务消费是否在授权的范围之内；第四，公务消费是否经过审计。

　　记者：在法律制度方面，需要如何完善以促进这方面的改进？

　　乔新生：在中国，财务人员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财务人员受制于各个单位的负责人。只要单位负责人签字报销，财务人员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这样一来，非但不能保证财政预算经费的合理使用，反而会导致财政预算经费根据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

　　因此，应尽快修改中国的会计法，彻底改变目前这种由会计人员负责审批的局面。今后只要项目经过批准，项目负责人就是第一责任人，会计人员无权干涉项目负责人使用经费的行为。项目完成之后，审计机关应当对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作出审计，并且根据审计情况制作项目审计评价报告。如果单位负责人或者单位的会计人员擅作主张，干扰项目的正常实施，那么，就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