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立峰

　　捱过穷困、债务、病痛和牢狱之灾之后，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最终被4个孩子的2.25万元“超生罚款”压垮了，3月3日，就在当地小学开学报名当天，王光荣割腕自杀。而促使他自杀的决心，是开学前孩子再次向王光荣催要“计生证明”。（5月14日 河南商报）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们不能说这国策不对，但许多地方为了部门私利，为了政绩变相将各种冷漠规定捆绑于计划生育国策上：从各种名目的罚款、押金，到挂勾上户口，捆绑义务教育、户籍管理、医保报销、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这些冷漠的规定后面折射着众多政府部门对民情的漠视，对“以人为本”、人民生存权的肆意践踏。

　　曾几何时，许多贫困的农村群众因为超生或二胎间隔不够而被罚得倾家荡产，有的交不起罚款甚至被强行拆毁家园。后来迫于压力超生罚款换了“社会抚养费”光鲜马甲，“社会抚养费”可以让富豪合法生七个葫芦娃，穷人却为此生不起、不敢生，或是生了就将付出如王光荣一样惨重的代价。

　　对于王光荣惨境下的自杀，我们不应去批判计生国策与“社会抚养费”制度，首先这两种制度也是出于国家人口、战略的考量，以“社会抚养费”来防范约束超生现象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超生、多生，从而提高人民尤其是农村群众的生活质量，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从王光荣身上，我们首先也看到了他个人存在的问题：比如家庭条件很差，个人文化很低，却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甚至已生了三个女儿还要再生一个男孩。如果他能真正为自己、家庭和孩子着想，只生两个女儿，又何必弄得自己一生充满了穷困、债务、病痛和牢狱之灾呢？

　　贵州是全国人均最贫困的地方，这里多山多民族，加上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多数农村以农业为主，于是就滋生了一种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和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而财政收入低的基层政府，也将创收的眼光盯在了社会抚养费了，于是有了各种捆绑于社会抚养费之上的权力乱象。

　　去年7月，四川泸州16岁女孩蔡艳琼因为自己是超生的孩子，没有交足社会抚养费导致一直没有户口，甚至无法参加中考。无奈之下，她留下遗书写下梦寐渴求的身份证号码，喝下农药百草枯自杀。事后，虽然当地派出所为她补办了户口，但难挡人民对各种见利忘义政府行为的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四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 捆绑于“社会抚养费”下的各种规定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相关规定，更严重违离了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与良心。

　　对于兴义地方政府称王光荣之死与“超生罚款”无关，我们在质疑的同时也要以观当地政府和计生部门在事件发生后红红脸、出出汗、洗洗澡、治治病的后效。同时，这起因超生而引发的人间悲剧，也在提醒着农民、计生、政府相关部门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每个人都应该从中引以为戒，为了国家、社会和家庭、孩子的幸福而少生优生；计生和相关监管部门更要以人为本，以服务理念宣传超生的各种危害，而不是让“社会抚养费”属性变质，成为获取部门利益的工具，绑架人民各种合法权利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