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间网络反腐而言，一面是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官方也不支持；另一面，则是网民们推出一个又一个“重磅炸弹”，不断掀起舆论反腐的轩然大波

　　继雷政富之后，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成为近日被民间网络反腐“击中”的又一名官员。

　　 11月28日，网民“风雨过后见彩虹”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视频和照片，称单增德与一单身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6年，并为对方写下“离婚保证书”。当情妇已成其仕途上的“包袱”，单便动用警力，非法将其拘禁。　　　

　　尽管举报内容当日即被删除，但却引起了官方重视。　　　

　　次日下午，山东省农业厅办公室传出消息，此事已被“汇报给了领导”，正在核实中。11月30日晚，山东省有关部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经初步核查，“风雨过后见彩虹”举报内容属实，山东省纪委已经立案调查。　　　

　　此时，距离雷政富被免去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接受重庆市纪委立案调查，不到8天时间。导致雷政富被查的不雅视频，同样是被网民在微博上发布，也同样在发布后，政府迅速启动立案调查程序。　　　

　　“仅用了63个小时，一个正厅级干部就这样被微博秒杀。”这成为网民评论和媒体报道中使用颇多的一句话。而在雷政富、单增德们的“暴露”过程中，“民间网络反腐”的是是非非，又一次成为公众视野中的焦点。　　　

　　热闹却“非主流”　　　

　　如果要梳理中国民间网络反腐的历史，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在这年12月，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被众多网民“人肉搜索”。导火索则是其对媒体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言论。　　　

　　蹲守在电脑前的网民们最终没有白费力气。很快，周久耕就被发现，他抽1500元一条的香烟，戴名表，开名车。这位风光一时的局长，当年就被免职。次年3月，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最终因“受贿罪”身陷囹圄。　　　

　　尽管在周久耕之前，就有零星的网络民间反腐行为出现，但2008年仍被普遍称为民间网络反腐“元年”。当然，在这一年中，官椅被掀翻的还不只有周久耕。据统计，当年有十多位官员与周久耕一道领教了网民们“人肉搜索”的威力。　　　

　　网民“大禹2468”认为，在2008年发生的冰灾、地震、毒奶粉、火车事故之中，民间网络反腐“最应该记入史册”，“其政治上的深远意义，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才能凸现出来”。　　　

　　有媒体盘点发现，实际上真正的民间网络反腐成功的案例其实“相当稀少”。　　　

　　“2009年全国性的网络反腐被查实的案件据人民网盘点为9件，2010年和2011年均不足10件。网络反腐在总体上更像是一件偶然的成功，而且需借助相当的条件推动由于网络持续的关注成为全国性的热点新闻，不是如此的网络反腐信息，最终往往就因无人关注而消失在网络信息海洋。”　　　

　　2009年年底，还有人公开撰文称，网络民间反腐流于“零打碎敲”，尚不成气候。　　　

　　也有人对形势保持乐观。署名为“吴平平”的作者，称2009年令人“眼前一亮”。他(她)在文中历数被网民曝光的奢华建筑：“白宫式的市政府”、“部长级的区政府办公楼”、“罗马花园式的县委领导公寓”等，并称“似乎预示一场大规模的网络反腐即将到来”。　　　

　　然而，不管对民间网络反腐的功绩做大或小的判断，与官方的网络反腐相比，后者显然要沉稳许多。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这是最早出现的中国官方网络举报。2005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网上举报由此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之后，地方政府在网络反腐也有了尝试。2008年，株洲市在全国推出首个网络反腐操作办法，在网上建立“网络反腐中心”。2009年6月，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09”初启用时，这条反腐热线一度被“打爆”。　　　

　　有媒体报道，中央纪委网上举报中心仅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比较多。而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而在去年国内兴起的民间反腐网站搜集的举报中，真正有价值的线索很少。　　　

　　“网上举报已经成为举报人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的主要途径。”时任最高检控告检察厅举报工作处副处长白会民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高调是为了高压　　　

　　网民“花果山总书记”因为多次根据新闻报道画面，为官员“鉴表”而走红。他对媒体称，自己所做的事情，逐渐变得没多大意思了。原因是，看多了民间网络反腐的新闻，网民甚至一度进入“审丑疲劳”。原本容易兴奋的网民们，见多了官员手腕上的名表，口味越来越“重”。“价格低于10万元的表，难以引发他们(网民)的兴趣。”　　　

　　这或许可以作为前述媒体所称“偶然的成功”的一个注脚。　　　

　　与低调的官方网络反腐不同，民间网络反腐的每一次行动，几乎都很高调。这也和它有别于官方的反腐路径有关：由于缺乏制度规范、人力物力跟进，只得抓住吸引眼球的“爆点”，尽量让举报帖“红”得更久一些，同时吸引更多人挖掘内幕。最终，高调引发高压，得到官方重视，开启正规反腐之门。　　　

　　反观数次民间反腐，基本的模式是：网帖爆红——媒体求证——网间发酵——媒体跟进——司法介入。　　　

　　事实上，近期的民间网络反腐所提供的材料中，无论是雷政富赤裸的性录像；还是单增德签下的荒唐“离婚承诺书”；抑或“达县县委书记李春有9名情妇”的网帖——被有关部门查证后认为“严重失实”，已足够对人们心中的官员形象造成极大冲击。　　　

　　这也导致重口味的“情妇反腐”，作为民间网络反腐中的一个单独门类被提了出来。只不过，这个新名词，并不被一些官方人士看好。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表达了“非常重视网络上相关信息的发布”后，同时表示不太主张“情妇反腐”。“如果反腐都靠情妇，取得不了这么大的成绩。”她说。　　　

　　但对手段有限的民间网络反腐而言，无论是情妇，还是名车、豪宅，都是网民们眼下更容易获取的信息。而与之相对，官员们的工资单、确切的财产数量、亲属的国籍，则是难靠“人肉”查证的。　　　

　　这也无怪乎马馼在表达完对网络反腐的态度后，又解释一番“三公”公开程序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提出详细的要求。有的部门正在商量如何进一步推进它，让它更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