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单位，相当于一个全功能的封闭小社会，以单位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奖惩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单位制度体系。个人几乎不可能从单位以外获得资源。

　　每逢春节，工会主席老刘都很忙——准备和分发员工大礼包。虽不过是些南北货、炒货，但员工盼着呢。而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周邈，关心的不是礼包是红包，红包的大小决定他接下来是欧洲游还是东南亚游；“90后”陆恬更干脆，自去年年底，她就在网页上宣布——业务暂停，“云游”去了，因为没有单位管着她。

　　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四条带鱼的幸福”，曾流传甚广：在做了多年临时工后，他终于在1997年的春节，领到了电视台发的福利——四条带鱼，从此成为一个有单位的人。四条带鱼的背后，是一种身份的确认。曾经有很多人与孟非一样，渴望进入一家单位，终老一生。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20年，孟非的幸福不再是人们的共同追求。

　　作为社会重要细胞的“单位”，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中国式单位萌芽于上世纪40年代末，成型于50年代，强化、巩固并扩大于六七十年代，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渐趋弱化并日渐式微，而到了新世纪，单位的结构、与人的关联等，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人与单位，一个多甲子的彼此嵌入，有说不尽的故事、理不清的情愫。一部单位史，掺杂着人的生活和命运，是个体生命历程与体制、制度变迁的复杂交互，是时代投射在人们身上的光影。

　　四条带鱼的幸福

　　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曾经与大家分享他的“四条带鱼的幸福”：在做了多年临时工后，他终于在1997年的春节，领到了电视台发的福利——四条带鱼，从此成为一个有单位的人。

　　一个有单位的人，这样的身份曾经是那样的重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恢复城市里的生产，把城市里的消费人口变成生产人口，政府迅速建立起以单位组织为核心的新的体制、组织和制度，以此来高效集中和有效使用当时极为有限的资源，并希望依靠这种严密的制度设计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彼时的单位包括公有制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与家庭一样，单位成为了社会的基本细胞，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位的重要性甚至胜过了家庭，因为一个人只有进入单位，才能领到工资，养家糊口。

　　刚开始，由于劳动力紧缺，凡具劳动能力的，要进入一家单位并不难。城乡之间也可自由流动，很多人离乡在城里打工。

　　但很快，情势逆转，单位变得稀缺起来，没有那么多单位吸纳城里的就业人口。1958年，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之间竖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在城里工作的离乡人必须做出选择：继续留在工厂单位里，还是返乡。那时，做一个单位人，即在计划时期单位组织工作场所内生产和生活的职业工作者，还没有成为上海人一生最大的理想，反而有不少人，像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章友德的祖辈们那样，选择了离沪返乡。

　　但是，返乡的人们很快就后悔了，因为单位的逐渐强大，强大到可以包揽职工的人生：从住房、医疗、养老到食堂、澡堂、幼儿园，从提供上下班的交通车辆、采办年货到安置职工子女就业，单位变成了一个全能的小社会。有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更夸张，不仅设有派出所，竟然还有火葬场。不仅是职工本人，只要单位效益还不错，就连职工家属的生老病死，也都有了保障。

　　老张是在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父母托了很多关系，辗转多日终于把我弄进去了。第一天上班，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感觉自己这辈子有靠山了。”50多年后的今天，忆起当年，老张仍难掩喜色。

　　老张毫不掩饰对单位的热爱。“单位给了我一切，工资、职称、房子、地位、名声，甚至还有老婆。”老张自称，身高只有165厘米的他，当年完全是凭着这个好单位才娶到了如花似玉的妻子。

　　他和妻子一结婚，单位就给了一间宿舍，虽然煤卫都是合用的，但已经让亲戚朋友们艳羡不已。后来又分到了煤卫独用的一室户，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单位还给他换了两室户。儿子高中毕业后，工作难找，老张便办了“早退”手续，把位子腾出来给儿子。这是典型的“儿子顶替老子”，在当时十分普遍，北京一家大型博物馆，曾经有过一家16口人同一单位的案例。老张儿子结婚时，单位又增配了一间房。“从房子这样的大事，到报销医药费、组织旅游、年终发礼包这样的小事，我对单位充满感激。”

　　这时的单位，相当于一个全功能的封闭小社会，以单位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奖惩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单位制度体系。所有的资源，包括收入、住房等物质性资源和奖励、晋级、升职等精神性资源，都由国家通过单位来配置。个人几乎不可能从单位以外获得。

　　可以想见，为了进这样的“人生保险箱”，会上演多少人间悲喜剧？

　　家长里短间的人情冷暖

　　刚退休那阵子，老张非常不适应，常常早起，梳洗打扮好后才想起，原来自己不用上班了。

　　老一辈人对单位的眷恋，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很不能理解。“80后”柳伊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每月15日，单位食堂总是人满为患，因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通常都在这一天搞活动。“我们单位在郊区，不少老同志来一次几乎要横穿整个上海市，可即使刮风下雨，他们也照来不误。”其实，所谓活动，也就是食堂吃顿免费午餐，彼此见面絮叨几句，偶尔发些小礼品。

　　但再小的东西，因为是单位发的，即使有人嘴上嫌弃，却是万万不肯少他一份的。退休前的老钱，每次拎着单位发的一袋米、一桶油回家，总是特别神气。为此，还曾闹过笑话。有一次他下班回家，碰到楼上邻居，手里提着一大包东西。老钱随口就问：哟，单位发啥好东西了？说完才发现，对方是出来倒垃圾的。

　　当然，发生在单位空间里的，并非都是浓情蜜意。从单位关系出发，正式的权力关系、非正式的权力关系，以及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重叠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共同形成了单位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几乎所有的单位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了单位内部人际关系的漩涡。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成为“单位人”至关重要的工作与生活内容。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曾集中出现过一批审视单位人际关系的文学作品。这些小说镜像般地展现了“单位人”多样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

　　小说《机关无故事》其实故事多多，它通过办公室卫生值日制度，反映了机关平淡如水的生活背后，蛛网一样复杂的人际关系。小说只有四个人物：古广清、姜军、章亚和刘金仁。姜军洞察官场游戏规则，对领导古广清谄媚逢迎，投其所好，终于抢在其他人之前入党提干，从此春风得意，而学有专长的章亚和刘金仁虽然敬业正直，却一无所获。为什么会这样？姜军自己作了“交代”：“要想在单位里一帆风顺，首先必须处理好自己和单位领导的关系，不仅不能违背领导的意旨，更要讨领导的欢心和赏识。无论领导对错与否，首要的是三缄其口，做一个顺民，甚至奉承溜须。”

　　尽管如此，在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眼里，当年作为单位的工厂，和今天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工厂相比，仍然更具温度。今天，工厂就是生产单位，人际关系几乎降到了最低限度。在那些南方的大型工厂里，打工者在离开工厂后或许还有一些个人交往，但在工厂内部，却很难发展彼此的关系，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被生产过程控制了。而在过去的单位工厂里，既有各种权力之争和利益纠葛，却也包含了更多的横向关系。张家长李家短，未尝不是一种人性的温度。

　　在其新作《颠倒》中，汪晖回忆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自己在工厂的经验。他被分配到一家无线电厂，车间工人来自一个被解散的越剧团，越剧没有男演员，汪晖的师傅们全是漂亮的女演员。工余，她们坐在一块谈的不是丈夫就是婆婆，有摩擦，也有温情。“而今天的我们，被生产过程所塑造，生产和商品关系渗透到了整个人际关系中。”

　　主动与被动地离开

　　“我再干几年，也会一样的，对于个体生命体验来说，几乎是一张白纸，或者说在这里即使工作几十年，不过是一天的重复。”

　　这段话选自以“单位人”为描述对象的小说《风雪夜归人》。在单位这座围城里，弥漫的是死水一般凝滞颓废的气息，流水线的工作程序单调乏味、机械重复，让生活其中的人日益麻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在工业化初期，通过单位体制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起来、集中起来，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当时间进入上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单位体制日益臃肿不灵。一方面，单位高度依赖于国家对钱财物的配给，亏损了自有国家补贴。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相反，单位是“不死”的。另一方面，个人高度依赖于单位，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平均主义盛行，多干未必多得，也不能随便开除那些消极怠工、调皮捣蛋的人。

　　铁饭碗，大锅饭；生为单位人，死为单位鬼。单位就像一个对孩子无限溺爱的家长，严重妨碍了孩子的成长。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全国30个城市的居民作抽样问卷调查时，对单位的高度依赖依然存在。问题之一是：“对下列题目，您是否认为单位应该对您负责？”被调查的98％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医疗保险，97％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退休保险，92％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住房。认为单位应提供生活服务、调解纠纷、安排子女上学就业的，分别占到了87％、86%、82%。在今天看来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还有45％的人认为，单位应该负责处理职工的婚姻问题。

　　但其实，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铁板一块的单位，开始出现了裂缝。

　　经历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70年代年末的中国经济，国有或国营所有制占比75%，集体所有制占比25%，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非公经济的存在。三中全会后，安徽小岗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撬开了公有制的一条缝，针对要不要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形成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人民公社于1984年被废除。农村的改革对城市如何破题提供了启示，而城市的改革即是从工厂生产责任制开始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成为工厂承包者的文学代言人。

　　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在进一步深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被肯定，使得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呈现燎原之势，于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星期六工程师”群体——平日里在单位上班，拿着36元的平均工资；星期六则被请到江浙一带，为乡镇企业做技术指导，月入数百。

　　人群中有更勇敢者，主动跨出单位大门，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下海”，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下海者中有返城知青开烟纸店、小吃店的，有工程师去中关村摆摊卖电脑的，还有文化人做起了“文化个体户”……这些“没有单位的人”，让旁人咋舌，他们却活在自己的精彩里。

　　并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是义无反顾的。机关干部张行在刚辞职经商的那阵子，总爱回原单位找昔日同事聊天，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支持。有些家庭则选择“一家两制”的稳妥策略：夫妻一方脱离单位下海挣钱，另一方继续留在单位序列中享受国家的种种福利。离开单位、专注于文学创作的许青就曾这么干过。他说，自己当年虽然没依没靠，但还是能拿着爱人单位的“三联单”去看病。不仅如此，在那个风云初起的特殊时期，还曾有过一种特殊政策——留职停薪，可见“我心之摇摆”。

　　“是要出去了，不是离开落城，而是离开自己。”小说《出去》中的“马老师”如是说。“出去”是一种运动的姿态：挣脱单位的规制，舒展自己的手脚。

　　当然，并非所有的“出去”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作为新名词的“下岗”，转瞬成为热词，惊醒了数千万人的单位梦。

　　数据描绘春色是苍白的

　　无论是下海还是下岗，被波及的大都是今天“80后”的父母们。他们中即使还在单位工作的，这单位也如汪晖所说，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单位了。因此，对于今天3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自己未曾体验过过去那种单位体制对职工的“溺爱”，父母传递给他们的对于单位的情感也是酸甜苦辣、不一而同，由此，他们很难建立起对单位深厚、持久的“爱意”。这有点像这些年来，人们对爱情、婚姻的态度，从最初的从一而终，到今天的不合则分，人们更愿意倾听内心的声音。

　　沈琴是这段变化的旁观者。10年前，她大学毕业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头两年，单位几乎没有人员进出。每到毕业季，读着报纸上关于就业形势严峻的报道，享受着自己的岁月静好，沈琴心中都不免有些自得。后来，一年里单位有了一两次的骚动，传说着谁谁辞职了、去了哪里哪里。传的人撇着嘴、可惜着这一时“头脑发热”的辞职者。单位“一把手”在大会上发言时，便也有了些安抚军心的话。这样的骚动一年比一年多，却也渐渐地不再引起骚动。“一把手”更是淡然处之，不过是一年的工作里多了两场招聘会，笔试加面试，有大把的新人可供挑选。

　　来来去去，渐成习惯，只是单位多了很多新面孔，沈琴常常不认得。等认得了，有些面孔却又消失了。

　　这些年，也有过硕士、博士、海归挤破头考公务员的新闻。郑川便是其中一位，但辛辛苦苦考上后，干了不到两年，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当初片面追求单位的稳定性，但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并不真正了解‘单位人’是怎样的。那是一辈子脱不开的关系，科层制带来的服从关系，能让人憋屈死。”

　　年轻的心，可不想憋屈死，他们只服从更好的创意、更强的能力，而不是级别。

　　蔡江舟在入职莉莉丝游戏公司一段时间后，在知乎网上写下了自己对公司的感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公司扁平化管理的认可——4到5人的小团队，没有明显的上下级之分，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某个领域的核心工作，每个人都需要负担起挺大的责任；大家之间积极交流，不会出现有人没事做或一直在打杂的情况。

　　同事“米蛋蛋”是在2015年入职“莉莉丝”的，而她本来有机会去一家大公司。她说：“大家是这样描述游戏行业的——网易、腾讯及其他。但我不信‘莉莉丝’会一直是那个‘其他’。”看公司前景、看自己喜欢不喜欢，这是“米蛋蛋”的择业标准。“我虽然是女生，但从小爱打游戏，妈妈总是骂我，打游戏能赚钱吗？”能够结合爱好和工作，游戏行业是个不错的选择。

　　相比“我在这家单位能做多久”的考虑，一起工作的“小伙伴”好不好玩，更能影响年轻人的选择。蔡江舟入职不久后发现，“莉莉丝”拥有一群有趣的员工：明明是一枚“程序猿”，却在大学时拿过全国美术比赛一等奖；做营运的，还是英文专业八级“选手”；“米蛋蛋”负责的是企业宣传，却又是一名插画师……正如作家马伯庸所说，“一个人如果愿意在一家公司停留10年，那么一定有工资之外的理由。”而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在施耐德电器公司的10年的：“我在这里待得很舒服，所有的同事我都很喜欢，所有的老板都不会让我的胃发生痉挛。我创造的价值，可以得到认同；我犯的错误，可以得到包容；甚至我在工作之外的营生——全公司都知道我在写书——也能得到诚挚的祝福，偶尔还会有同事自己买了书跑过来签名。注意‘自己买’这三个字，很重要。”

　　相比公司的氛围和小伙伴的关系，“莉莉丝”对员工的“溺爱”就不算什么了：像游乐场、休闲室一样的工作场所，数千元一把的工作椅，一年花数百万元买零食……至于“爱的理由”，公司创始人说得清楚：不是我心地善良，而是我在做正确的事。做这个正确的事，让公司年轻人勃发创新精神，让公司的主动离职率仅为2.3%，而行业平均离职率高达23.3%。“米蛋蛋”说，并非我们年轻人生来爱跳槽，遇到我们爱的单位，一样会留下来。

　　当然，也有更彻底的“叛逃者”，相当一部分“90后”，在走出校门后，根本不把进入任何一家单位作为自己的选择。

　　“楚色”就是这样的“叛逃者”。中英两国名牌大学博物馆专业的教育背景，让她在回国后很快就受到了一家国家一级博物馆和一家知名国际学校的青睐，但最终，她哪家都没去。相比朝九晚五的单位生活，她更愿意自由地安排时间。看到她在网上发布的参观博物馆的感悟文章，手机应用“在行”找到了她，希望与她签约，专为高端客户提供博物馆导览服务。即便网站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自由，“楚色”对签约依然十分谨慎。“一般人以为我们‘90后’不愿意去单位上班是想要自由，但其实，相对时间和行动上的自由，我们更在意实现梦想的自由。”接受什么样的客户，陪同去什么样的博物馆，以什么样的形式导览，这些，都得由自己说了算。她的野心很大——普及博物馆教育，而这个野心，她不认为可以在体制内的单位得以实现。

　　“楚色”并非孤例。作为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的院长，章友德每年都被要求向学校上交毕业生工作意向表，学校把毕业生就业率列为考核学院工作的指标之一。“但其实现在很多学生毕业后并不想就业，或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照常规就业。大学的根本是培养人，而不是做一张漂亮的统计表。”他说。

　　在一个多元的时代，用数据描绘春色是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