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国大地，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为了夺回失去的尊严，无数老百姓加入到了抗战的队伍中，他们或者走上前线，与敌人面对面厮杀；或者举起锄头，在敌后与敌人展开斗争；或者倾尽家中所有财物支持抗战。他们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

　　青岛市第六十六中学（原铁中）年过九旬的退休老教师王建是一名抗战老兵。记者在杭州路7号家里见到他时，正好遇到四方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前来慰问。孩子们给老人戴上红领巾，演奏小提琴，坐在老人身边听他讲投笔从戎抗击日寇的故事。王建老人教育孩子们：“铭记，是最好的传承。”

　　王建老人思路非常清晰。他称，1942年，只有17岁的他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现北京）念高中。为了不再当亡国奴，他跟同学秘密离开了北平，一路辗转前往西安读军校。他记得他们乘坐小木船夜渡黄河，徒步从黄河渡口走到了洛阳，才转乘火车到了西安。1943年，日军进攻潼关，目标直指西安和重庆。王建和同学作为军校生组成战地工作团，协助守军保卫潼关，与日本兵隔河对峙。1944年初，军校号召学生们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打通滇缅国际运输线。王建和同学报名后，登上美国军用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了印度北部的兰姆伽训练中心整训。

　　当初报名参加远征军时，王建想当坦克兵，但经过7个月的学习后，他被分到了汽车兵团，担任中国驻印军直属汽车兵团第一团上士班长。王建讲述，他驾驶的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十轮越野战地卡车，主要是将武器和战略物资从中印公路运回国。中印公路当时是边打仗、边修路、边通车。白天有飞机轰炸，晚上还要防备日军偷袭。这条公路从原始森林中穿过，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河谷，在这条路上开车非常危险。王建最好的战友开车时翻到山谷下边，一条胳膊再也动不了了；还有一名西南联大毕业的大学生士兵驾驶汽车时，翻到山沟里牺牲了。

　　王建称，他曾经开车经过密支那西郊，历时两个多月的攻坚战此时刚刚结束，路边弹坑密布。经过火车站时，他看到被炸毁的残破车厢东倒西歪地倒在铁路两旁，建筑物上的弹坑就像是蜂巢一样。1945年夏天，中印公路全程开通，王建跟战友开着车返回祖国，受到当地人民夹道欢迎。日本宣布投降那天，正在昆明郊外的王建和战友敲钢盔、敲脸盆，兴奋得彻夜不眠。抗日战争结束后，王建面临着一个人生选择，继续留在军队可以当军官，离开军队可以上学。正好当时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王建经过了严格的考试，考取了山东大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他后来被分配到青岛铁路中学教书40年，直到退休。

　　抗战那些年最刻骨铭心

　　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张世奇老先生在两年前出版了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流年》，其中讲述了他1943年赴印度参加中国远征军新一军38师，从缅甸反攻日军的传奇经历，而抗战那些年是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张世奇老人1923年出生于贵州关岭，1939年考入当时的兽医大学。1942年毕业后，分到部队当了一名兽医官。他跟同伴在1943年报名参加远征军，乘坐美国的运输机经由“驼峰航线”，来到印度接受训练。1943年，他主动要求到缅甸前线去。在经过野人山途中，张世奇看到了1942年中国远征军败退到这里时留下的尸骨。

　　张世奇称，自己虽然是负责后勤保障的兽医官，但也会面临日军偷袭。1944年1月，他所在的114团攻克南卡后，他和十几名兽医兵、饲养员加上机枪连副连长负责留守看护伤病马。没想到晚上日本兵看到了灯光，用机枪向他们扫射。他们手里只有3支步枪和一支冲锋枪。副连长命令不管日本人怎么打枪都不还击，拿着枪在阵地上埋伏，等日本兵冲到跟前，他们才开枪。日本兵摸不清情况，死伤数人后吓得撤退了，但这名副连长腿部中弹，失血过多不幸牺牲了。1945年，参加远征军两年半的张世奇随部队凯旋返回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让张世奇感到失望。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世奇了解到共产党反对内战的主张，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已经在国民党军队任连长的张世奇来到青岛后，暗中联络中共地下党。在解放青岛的战役中，张世奇冲出封锁线，投奔解放军的部队。解放后，张世奇发挥专业特长，先后在莱阳兽医院、文登兽医院工作。 （记者 黄飞）

　　英勇胞姐16岁参加抗战

　　在平度市烈士陵园里，有这样一个平凡而光荣的名字——戈素生，她为保守党的秘密被敌人杀害。“我的胞姐戈素生是1947年解放战争中三合山战役前夕牺牲的，生前任平西县妇救会长，牺牲时年仅22岁。”平度市居民劲明根据父亲的回忆写下了一段关于姐姐的回忆录。

　　戈素生走上革命道路是受其舅父的影响，其舅父李建福（原平度门村公社夏寨村人）是名共产党员，1936年参加革命，受其影响，戈素生的父亲带全家合力配合革命工作，1941年10月，年仅16岁的戈素生就加入抗战的队伍中。父亲年轻时会铁匠手艺，以挂马掌为生，经区公所批准，父亲在唐田（现平度市李园街道办事处唐田村）开了个车子铺，实则为区公所传送日伪军情报。传口信就由戈素生跑腿，传其他信件由父亲把信件放在挂马掌的铁铲管里，以拉乡为名送到目的地。

　　1943年1月，戈素生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平西县妇救会长。1944年腊月二十，戈素生侦察到情报，有人打算秘密潜到戈家疃村妄图杀害革命干部。她立即报告了区公所，区公所果断采取措施，当夜抢先处决了这两个坏蛋，保护了革命同志，革命组织没有受到影响。 （记者 于顺 通讯员 刘逸轩）

　　不眠不休翻译电报

　　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94岁的抗战老兵席在亭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硝烟四起与日寇作战的年代。

　　原籍山西的席在亭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读了几年书，算是村里的文化人，后来被家人送到县城当学徒。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热血青年席在亭毅然加入了阎锡山的部队进行抗日。然而这支部队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对老百姓也是欺压凌弱，实在让他看不下去。1938年，席在亭的父亲到部队看他，告诉他村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从来不欺负老百姓，还处处护着穷人，打鬼子特别坚决。席在亭果断离开阎锡山部队，跟父亲回到村里，第二天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决死队。

　　1940年春，晋西事变发生后，席在亭随115师陈士渠、黄华支队东进到了山东，在鲁南沂蒙山区一带作战，第二年又转战到渤海。“这里环境恶劣，战斗频繁，部队几乎天天在行军打仗。在一个村住两三天的时候极少，一般一天就要转移一个地方，有时到敌占区活动，一晚上要转移好几次，每晚行军十里八里甚至二三十里。”席在亭回忆，抗战时期各根据地都受到日伪军的严密封锁包围，之间联系极为困难，我军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指挥战斗、沟通情报、布置工作靠电台联络。席在亭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电报，做机要工作，这项工作也是我党政军的秘密通讯工作，保密性极强，要求也极为严格，出现一点差错就会耽误大事。

　　1943年秋，日伪军3万余人大扫荡，席在亭随垦利军分区转移到义和庄、郭家局子一带，那里人烟稀少，一片草洼，分区机关部队白天就隐蔽在这里，他们就把电台架在野草丛中，来了电报就趴在地上翻译，一连几天都是这样。1945年，我军大举反攻，二军分区攻打济南黄河北岸的日伪据点，席在亭随部队前往，那天夜里电报很多，他也整整干了一夜，后来部队转移到了安全区，大家已经是疲劳饥饿交加，此时渤海军区又来了很多电报，席在亭立即又投入到工作中。

　　“我父亲做机要工作十几年，一直战斗在隐蔽战线上，做着收集情报、上传下达的工作，需要绝对保密，因此要耐得住寂寞，和人少说话少交往，因此父亲一辈子都很低调。”席在亭的儿子席建平说起自己的父亲满是崇拜，他说在抗日战争年代还有很多像父亲这样的人，对党绝对忠诚，默默奉献，为抗战胜利作出应用的贡献。 （记者 吴帅）

　　八旬老太资助抗战散尽家财

　　1938年的即墨，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明令家中晚辈不能当汉奸，还资助八路军，几乎散尽家财。她的名字已经难以得知，只能从其第六代孙媳刘仁莉口中知晓为“胡刘氏”。

　　清末民初，即墨县城的刘家是名门望族，胡家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亦农亦商，胡刘联姻可谓门当户对。胡刘氏结婚后怀孕，可丈夫却在不久后去世，她含辛茹苦地养育着丈夫的遗腹子成人，悉心照料着晚年丧子的老人，还收留孤儿当义子。她平时专门准备多余的方桌长凳和盘碗瓢盆等给乡亲们操办红白事用；每次秋收割麦子的时候，她都亲自做好面饼子，用独轮车推到麦地里，让长工们敞开吃，并让长工留出地头不收割，用来救济那些没有地或者收成不多靠拾麦穗度日的贫苦乡邻；她临死前烧毁街坊亲戚的借据，并告诉儿子坚持家风仁德的祖训。

　　刘仁莉是胡刘氏之后的第六代孙媳妇，她告诉记者，1938年，胡刘氏已经86岁高龄，她娘家的侄子来探望她时，说日本人让其担任商会会长，还以武力胁迫。原来日军侵占青岛后，企图以“怀柔政策”让汉奸管理青岛的部分行业，实际上就是“以华制华”的策略。胡刘氏听侄子说完，当即告诉侄子绝对不能当汉奸，可装疯卖傻。后来狡猾的日本人有所怀疑，拿屎汤子考验他，无奈之下他一口气将屎汤子喝下去，这才躲过一劫。大商贾刘家姑侄誓死不做汉奸的故事至今仍在即墨城的老人间口口相传。

　　后来，她对儿子胡文忠讲，日本鬼子占领青岛，以后就没有太平日子过了，留着钱物能有什么用，只有赶走日本侵略者，才能过上好日子。“就算把所有的地都卖了，也要赶走日本鬼子。”孝顺的胡文忠谨遵母训，在未来的数年间，只保留了够家人生活的土地和钱财，其余的都换成粮食等捐给了抗日队伍。

　　刘仁莉表示，正是在胡刘氏的影响下，胡文忠成了即墨城有名的民主人士。胡刘氏的家风深刻影响着她的后代，其曾孙玄孙有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的，也有现役的军官，分布在北京、上海、济南、青岛等地。

　　国难当头时，胡刘氏虽然没有驰骋沙场，却也是个智勇贤惠的女子，她在大是大非上表现了洁身自好、不与汉奸同流合污的民族气节。 （记者 陈珂）

　　同胞曾遭“灌凉水”迫害

　　今年95岁的青岛市民于鸿福身体健康，每天还坚持读报、下楼遛弯，谈起当年的抗战情形，他义愤填膺，痛斥当时日本兵在青岛横行霸道。“21岁的时候，我随家人搬到青岛居住，并在码头的账房里当了一名伙计。”于鸿福说，当时他听说日本人建了一个 “暗室”，专门用来对付中国人，他听说一个很残忍的办法，就是“灌凉水”，让人痛不欲生。于鸿福说，宪兵队最常用的就是 “灌凉水”，把受刑人的肚子灌满了凉水，然后再站上人去踩出来。

　　青岛地区日军投降仪式于1945年10月25日上午在汇泉跑马场举行。于鸿福说，受降是青岛的盛事，民众极为关注，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到现场参加，只是听说当天不少市民早早到现场，不仅看台坐满了，连周围的空地也挤满了人。“日本人投降了，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庆祝，毕竟以后再也不用怕日本宪兵迫害咱们同胞了。”于鸿福说，周边的日本兵向青岛聚集投降，并从青岛离开。 （记者 王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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