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德国姑娘伊姆加德的一段恋情，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在父亲身边时，我也听他讲起过。伊姆加德是父亲在德国房东的女儿，经常帮着父亲打字，父亲的博士论文就是她打出来的。那个时候，父亲一人在国外，两人又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产生感情也是正常的。为此，父亲在要不要回国的问题上曾经犹豫了很久。最后，他选择了回来。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是他的祖国，其二，是在中国他还有家庭。

　　1980 年，父亲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当时的联邦德国访问，还到哥廷根寻找过伊姆加德。遗憾的是，父亲敲开了原来的房门，却并没有找到她，而且那房子的主人也不认识伊姆加德。其实，伊姆加德只是从一楼搬到了二楼，她还住在那里。但就因为这样，两人终究未能再见一面。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伊姆加德终生未嫁，而且还一直守着那架早已锈迹斑斑的老打字机。

　　父亲身上守旧的一面

　　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又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这两种文化在他身上都有很深的烙印。 父亲的一个特点，是守旧，表现最典型的，就是结了婚不离婚。他与我的母亲是包办婚姻，所受教育和经历又迥然不同，但他认为，即便没有感情，也应该夫妻团聚，白头到老。其实，在他的生命中，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改变婚姻；对追求他的一些人，他也并不是没有产生感情，也不见得就不动心，像那个德国姑娘伊姆加德，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遵循传统。这样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譬如他与母亲感情不好，与家庭也有隔阂。所以说，他这个人，有一定的复杂性。

　　第一次见父亲的情景

　　我出生在1935年5 月，而父亲在当年8月就去了德国。因此，小的时候，我对父亲并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家里人经常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跟我说那就是我的父亲。为此，小时候的一些伙伴还经常嘲笑我，说我没有父亲，说不出自己的父亲在哪里。

　　父亲刚出国的时候，还经常有书信联系，墙上那幅照片，就是父亲刚到德国不久寄回来的。但后来，随着战火的蔓延，联系就中断了。当时，流言不绝，有人说父亲已经死在国外了。母亲很担心，有一次就请了一个算卦的先生，就是问问父亲在德国还安全吗？还有没有？这个算命的先生就说，他有一个千里眼的技术，可以让我们看到季羡林。于是，他把他的手蒙在我的眼上，说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人？小孩不懂啊，当然就看了，看看，模模糊糊，好像是有个人一样。他说那个人是谁，是不是你爸爸，当时我对爸爸的概念很淡漠，我说是，是像他。他说他在干什么呢，我说他坐在草地上，坐着呢。这个算卦的先生说，你看，他活着呢，你都看到他了。我母亲和我姑姑很高兴，为了感谢这个算命的，母亲还拿了两块大洋给他。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影像是什么影像呢，就是挂在我们家墙上的那个照片，父亲坐在一个草地上照的照片。

　　真正知道父亲还活着，是他回国的时候。当时，广播中讲，有 6 个中国人从德国转道瑞士要回国，其中就有我父亲的名字。记不清是父亲到了越南的西贡还是上海了，他给家里来了封信，说马上就要回国了。我印象中，父亲回国是在1946年，因为当时北京和济南的铁路还不通，父亲先到了北京，后来有个军用飞机要到济南，他才搭上回到家的。

　　得知父亲要回家，家里忙活了很久，还教我和姐姐见了父亲要叫“爸爸”，练习了不少次。那天，估摸父亲快回来的时候，我和姐姐以及一个亲戚的孩子就列队等候在房前。一会儿，就听门外有人喊“来了，来了”。过不多久，就看见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穿着风衣，留着洋头，提着皮箱。别人就说，“那是你爸爸，快叫爸爸”。虽然事先也练习过，但一时还是不适应，费了好大劲才叫出来。父亲没说什么，摸了摸我的头，就到屋里去了。一会儿，屋里就传出了哭声。

　　说实在的，由于从小没在一起，我一直感觉父亲比较陌生，也很少叫他爸爸，倒是经常跟着孩子叫爷爷。我现在还是习惯叫爷爷，跟着孩子叫；在外面的时候，习惯叫季先生。父亲早年给我的印象

　　在我年轻的时候，父亲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周之内从副教授升到了教授。在他当上副教授的时候，他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只过了一周，他又来了一封信，说当上教授了，而且还当上了系主任。

　　1952 年，我到北京考大学，就住在父亲那里，与父亲的接触开始多了起来。不过，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看到父亲搞研究。只见他整天开会，搞运动，早出晚归，我看不到他那个人。虽然当时家里环境很好，有个书房，但没看他做什么学术。他搞学问的高潮期，是从“文革”中后期开始的，而爆发期则是在80 岁至 90岁之间，除了在德国奠定他学术地位的那些年。

　　父亲在“文革”中的自杀想法

　　那个事情，父亲其实策划已久，安眠药准备好了，服药的地点也在圆明园选好了，把存折、粮票也早早交给了我婶祖母和妈妈。但就在他准备出门去实施这一计划的那天早上，一群红卫兵涌上了门，并把全家人都逼到了厨房里，然后那帮红卫兵就在屋里进行抄家。 等到红卫兵折腾完走了，父亲就想，像这样的耻辱我也忍受了，还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呢？于是，自杀的念头一下子烟消云散。

　　那时，学已经不能教了，父亲就决定进行学术研究。他是把这作为斗争的一种方式。另外，他对学业也有着不可舍弃的愿望，并对未来抱有很大信心。当然，我们只是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具体内容并不清楚，因为那个太专业了，我们没有一个懂的。

　　家里人都是围着父亲转

　　父亲在家里基本什么也不管，像孩子上学，洗衣做饭等生活上的事情，他一概不问，只管搞他的学问。他的习惯，是定期给家里一笔钱， 100 块、 200 块，然后怎么花、够不够，他就不操那个心了。有时不够花的，都是我婶祖母、 母亲去想办法，也不去问他。但我觉得，他虽然在家里沉默寡言，但内心里什么都清楚，都有数，只是他不表现出来。

　　对于父亲的生活习惯，并没有觉得什么不适应。他习惯早起，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安静，当然他睡得也比别人早一些。他起床后，自己泡一杯茶，再吃上几片馒头片和几粒花生米就可以了，也不去麻烦别人。

　　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争吵过，因为所有人都让着他，都围着他转。 对他，包括我婶祖母，我母亲，都完全是容忍的态度。这个，我父亲肯定也感觉到了，所以，在他后期的文章中，他把容忍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父子隔绝 13年究竟为了什么

　　从1995 年我的婶祖母、母亲和姐姐都去世后，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及至决裂，在此后长达13 年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见过一面。 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与现在妻子的缘故。我现在的妻子，原来在我们家做保姆，伺候我父亲，年龄比我小很多。但我说，这并不是根本原因。其间，有些人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导致我们父子之间产生了很多误会。

　　我们父子在去年11 月重归于好之后，父亲曾问过我一句话：“你真的想毒死过我吗？”我回答父亲：“ 这怎么会呢？您相信吗？” 父亲说：“我不相信。”

　　父亲不相信，怎么还会搞出这么个事情来？无非就是有人捣鬼，想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口味没变乡音最亲

　　从去年 11 月一直到父亲去世，我每天必到医院一趟，为父亲读报，讲述外面的情况，同时还陪着父亲聊天，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为父亲做饭。

　　父亲是山东人，喜欢面食，像水饺、面条什么的。虽然他离开山东好多年了，并且在国外又生活过那么长时间，但还是觉得家乡的口味最好，像胡萝卜羊肉馅的饺子，就是他非常喜欢的。另外，他也喜欢酸奶、果汁、可乐、啤酒这些东西，我都弄来给他吃。父亲并不忌口，什么都吃。”

　　除了喜欢家乡的饭菜，父亲还特别喜欢家乡人的口音。他跟我说，当年他刚留学回来，第一次返回济南的时候，一听那满耳的乡音，顿时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特别是骂人的乡音，就是济南所特有的那种骂人的乡音，更是听起来特别亲切。

　　没有想到会做学问

　　父亲跟我说得最多的，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会做学问，更没想到做的还是关于梵文的学问。

　　父亲说，他在6岁之前没有读过书，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成绩也不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理想。那时，他的叔叔虽然对他要求很严格，但并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高中时，父亲对学习有了兴趣，而且成绩一直非常突出，连续考了6个甲等第一名，但他那时偏科也很厉害，像数学在考大学的时候只考了4 分，是破格录取的。不过，就算是到高中毕业，甚至是大学毕业，他依然没有认真想过以后会干什么。当时，就是想大学毕业找个工作，把家养起来，没有想做学问。但第一次考邮局职员，没有考上，最后经人介绍去一所中学当了国学教员。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西洋文学，却去教国学，无非就是想有个工作有口饭吃。他工作后的第二年，中国和德国互换研究生，父亲报了名而且也被录取了。他是早就有出国的想法，当时报考北大和清华都被录取了，最后选择了清华，就是因为清华的学生出国机会多。

　　在清华的时候，父亲曾听过陈寅恪的课，了解过一些梵文知识，也有些兴趣，这是他以后进行梵文研究的基础。到了德国后，突然发现这里有好几位梵文方面的权威，父亲一下子来了劲，立志要学这个东西。他这个人，就是个学究，喜欢钻研别人不怎么钻研或者一般人钻研不了的东西，并没有考虑学了这个之后回国能做什么。而且当时二战打得一塌糊涂，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那个时候，父亲孤身一人在德国，其实是非常艰苦的。由于战时困难，那时的德国也实行了配给制，一周只发两片面包，根本填不饱肚子，父亲经常说，有时“饿得把地球都可以吞下”。在那种情况下，父亲还在坚持学习，可以说他就是这种性格。

　　最关心国学

　　弘扬国学，是父亲这些年一直在呼吁的问题，也是他在最后一段时间最为关心的事。去世前一天的题词，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认为，国学中“和为贵”的思想，很值得在世界推广。他曾不只一次跟我说，现在世界不是很乱嘛，应该弘扬弘扬我们的国学，促进世界的和平。

　　不过，对于如何弘扬国学，父亲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不能复古，不能只学老学问，一定要和时代接轨，掌握时代的知识。另外，他还提出了大国学概念。他说，国学不能只谈汉族的思想，应包括56个民族的思想遗产。

　　“文革”不能忘

　　在父亲去世前两三天，我给他读过一封广东一名中学生的来信。那封信很厚，信中提出的问题是：看了我父亲写的《牛棚杂忆》，才知道“文革”竟然是那个样子的，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在教科书中却只有薄薄的一页纸，而且讲的也只是“四人帮”怎么样怎么样。听到这名中学生的疑问，父亲沉默良久之后告诉我一句话：“文革”不能忘记！

　　父亲写过一本书《牛棚杂忆》，讲述了“文革”期间的事情。他认为，现在对“文革”总结得还很不够，特别是应该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不能在中国重演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