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流行音乐大佬组成的“纵贯线”全国巡演最终到了尾声，备受瞩目的专辑《北上列车》《南下专线》也即将问世，就像曝光的首支单曲《亡命之徒》热血沸腾的氛围一样，四个人轰轰烈烈地北上南下，蔚为壮观。巡演最末的时刻，罗大佑在我们面前，说起那些还只是罗大佑时候的事儿。

罗大佑到上海是为了“纵贯线”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演唱会，四个老男人，年纪加起来逼近200岁，要不是张震岳稍微减了几岁，几位老先生真要突破200岁大关了。话说2008年刚过完年，滚石老板段钟潭和另外两个巨蟹座流行音乐大佬—罗大佑和李宗盛—一起喝酒侃大山，12瓶红酒下肚，三个喝高了的人拍脑袋想出一招绝的：组一乐队。

第二天，段钟潭用两瓶红酒搞定周华健（两瓶酒据说还是周华健自己带的），又一个电话摆平张震岳。华语乐坛超难搞、最牛的乐队于是横空出世，假想敌是五月天和苏打绿。

2009年1月，央视春晚的舞台上，“罗大佑们”抱着吉他，敲着鼓，首次以“纵贯线superband”乐团的形式，在长达7分钟的时间里为全国观众演绎了《真心英雄》《亲亲我的宝贝》《童年》《爱之初体验》4首经典老歌，以及新单曲《亡命之徒》。后者是罗大佑为乐队写的第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歌名和春晚的喜庆氛围不同，这首歌当时改名《出发》。

四人组合和原本孤军作战的状态完全不同。罗大佑觉得组团之后，原本熟悉的李宗盛和周华健忽然陌生起来，音乐理念的差异也曾经让他们拌嘴，但罗大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音乐最怕的是一成不变”。

3月开始，台北、香港、北京、杭州、西安、成都、哈尔滨……一直到7月11日的上海虹口体育场，“纵贯线”可谓“纵贯”全国。除了老歌新唱旧瓶装新酒之外，“罗大佑们”筹备许久的作为组合的专辑也即将推出：8月8日推出的《北上列车》和之后计划的《南下专线》。他们听各地的民歌，到云南高原训练，目的就是要保证新唱片的品质。罗大佑对他们的音乐能力深信不疑：“这张唱片不仅不同凡响，而且一定能赚钱。”

即将推出的专辑能不能改写大家心目中四巨头的固有形象？恐怕不可能。《出发》并没有如他们所有畅销金曲般流传一时，歌迷对“纵贯线”的狂热，最终的投向其实是自己。那些老歌曾经陪伴着“70后”的年轻人读书、高考、恋爱，当皱纹爬上他们偶像的脸时，歌迷自己也经历生老病死，白发，在黑发中间蔓延。以罗大佑为例，我们记忆中的黑衣、墨镜的罗大佑已永远被取代，那个愤怒的、忧郁的、批判的罗大佑，那个写出缠绵悱恻的《滚滚红尘》的罗大佑，已经和那个年代依依作别。如今再回说那些过去的闪亮的日子，以及那些日子里辗转反侧的不眠夜，才明白眼前的罗大佑早已不是那个罗大佑，这已是个告别罗大佑的年代。

“小妹”确实是对张艾嘉的昵称

时代周报：1974年，你怎么会为卫道中学学长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作曲的？

罗大佑：其实不是作曲。那一年，林怀民正好到东海大学讲舞蹈艺术，然后他听说东海有个年轻人弹钢琴弹得很不错，于是通过我的同学来找我，当时他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弹一些节奏，他带了6个舞者来向东海大学的学生讲舞蹈是怎么训练的，需要一些伴奏。他找到我，我就弹给他听，我弹一小段然后就问他：“是不是要这样子？”他说不是不是，要那样子，我就按照他的意图弹一个节奏给他，当然那是完全即兴的东西。现在想来也是蛮有趣的。

时代周报：《歌》是你发表的第一首创作曲，用的是徐志摩的词。

罗大佑：也很奇怪，歌曲有时候要慢慢碰到正好合适的歌词。1974年我写《歌》的时候只写了旋律而已，歌词也写了，但我觉得很烂，那是硬填进去的一首歌词，但是我一直觉得旋律还是很不错。

一直到1977年我写电影《闪亮的日子》的主题曲，又重新把这首《歌》翻出来，它成了电影中的一首插曲，也就是张艾嘉演的角色在友人去世后，到他的墓前唱的一首歌。编剧在剧本里用了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写的诗，中文由徐志摩翻译，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3年前写的一首歌，结果一拍即合，真是很巧。有时候一首歌要耐心等待，等到真的对的时候才出手。

时代周报：1977年，你投入商业音乐创作，为电影写歌。那是怎样的机缘？

罗大佑：朋友介绍，1972年的时候我组了一个学生乐队叫“Rocks”，乐队鼓手在《闪亮的日子》里担任副导演，电影需要有懂音乐的人来负责电影配乐这一部分，包括什么录音哪、乐团哪、处理乐器的事情哪等等。我的鼓手朋友知道我能作曲，于是将我推荐给导演，导演听了我的歌之后觉得正是他需要的，就这样子。

时代周报：1981年，你首度担任唱片制作人，制作张艾嘉的《童年》，收录单曲《小妹》，据说“小妹”这是你对张艾嘉的昵称，是这样的吗？

罗大佑：对，“小妹”确实是我对张艾嘉的昵称。

自己写歌和做制作人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给每一个不同的人做制作都会不同。张艾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虽然当时她还只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唱歌，一个不会跳舞的人也可以去跳舞，当然如果是一个会表演的人更有优势，不管是她的身体表达还是声音的表达，这种表达的能力她已经具备了，所以我觉得她来唱歌根本不是问题。

我的强项是作曲，我给自己作曲和制作唱片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这里的重点是我给其他人制作唱片，我就要帮她找到她的喉咙和嗓子，而且要设计一些不一样的特色，使得这些歌曲变成适合她的年纪，适合她的形象，适合她自己的故事，所有这一切编成她的整体音乐专辑，有点类似于给她写个剧本，把她设定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做成一部有声的电影。

时代周报：可是到上世纪80年代，《童年》时代的风格大变，你写了许多批判性的歌曲，一改邓丽君时代的小调曲风。

罗大佑：《之乎者也》这张唱片（以及随后的《未来的主人翁》）是很激进的状态。那时候受到一些西方音乐的影响，同时，国民党逐渐放松高压统治。音乐其实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反射，我们意识到，不能做一个旁观者，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社会这样子下去，如果你袖手旁观，那么你就会成为压迫的一分子，你应该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勇敢地站出来。

还想到北京住段日子

时代周报：1985年，事业如日中天，你却因为政治原因去美国当医生？

罗大佑：那时候写了《明天会更好》，但是我没有想到国民党将其作为“台湾光复40周年”的宣传主题曲。可是，台湾民众以为我放弃了立场，投向政权，这是很大的误解。你们都听过这首歌，在这首歌，我没有任何歌功颂德的词句，也没有吹捧。国民党方面对我也不满意，结果就变成两边都不讨好。

有趣的是，这首歌在香港和大陆广受欢迎，我后来去香港，也是因为《明天会更好》在香港广为传唱，香港电台和电视台邀请，我才去的。

当时确实是心灰意冷，觉得做音乐怎么会搞出那么多“飞机”出来？我当时完全想放弃音乐了，我想逃离这个环境，音乐怎么会搞得那么辛苦？到了纽约，我才发现无事一身轻，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台湾是个海岛，太封锁，你去纽约的艺术家圈子里看一看，每个人都很穷，赚一点钱，也就是20元一天的样子，可是大家不会觉得那么辛苦。

我在纽约考医生执照。那时是想以后做医生，我想如果那时退出歌坛做了一名医生的话，我应该也不会很差劲才对。

时代周报：到香港后，“音乐工厂”的首张粤语专辑《皇后大道东》非常成功，后来为什么没再做粤语专辑？

罗大佑：唱粤语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难。歌词永远要请林夕来写，自己要写粤语歌词太难了。闽南话我还可以自己来写歌词，粤语歌词需要很深的造诣才行。粤语唱片我在香港也只出了一张而已，我还是觉得用国语写作会比较得心应手。

时代周报：1994年的《恋曲2000》，那些绵延的长句还是你一贯的风格。从《恋曲1980》《恋曲1990》一路走来，是否是有计划地写“恋曲系列”？

罗大佑：其实都是有感觉才写的，《恋曲1980》当然是自己感情经历的产物，《恋曲1990》则是《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杜琪峰需要几首情歌，找我来写，那完全是命题作业，还有《你的样子》。

时代周报：我知道你正和你的好朋友徐冰一起筹划音乐剧的项目？

罗大佑：音乐剧的项目我们正在筹划，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我去百老汇看过两次《猫》。《雪狼湖》没有看过，我觉得《雪狼湖》中的歌曲没几首是可以传唱的，《雪狼湖》好像卖的是张学友，而不是里面的歌。我觉得音乐剧能让大家传唱一时是很重要的，你看一提到《歌剧魅影》大家马上就会想到《Memory》。一个好的音乐剧一定会让人想到一首歌，《雪狼湖》就好像少了一点这样的东西。

时代周报：你在北京的工作室现在是怎么样的状态？

罗大佑：我现在常住在香港，北京的工作室处于停滞状态，我实在太忙了，一直飞来飞去，那么多的演唱会，今年的“纵贯线”已经开到第八场了，确实是分身乏术。我在北京和上海各住过一年。2000年以后，我对台湾的政治现状有很多不满，总觉得台湾有点怪。我一直反国民党，但是民进党上台后又认为我是蓝营的人，你说怪不怪？所以我就想去北京找个地方住一段时间，但现在我常住的还是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