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扔下的棋盘

    ■凡是来过青岛的，都知道这里老城区道路曲遛弯拐。唯独台东的街道横平竖直，宛如一个棋盘，这是德国人为安置劳工规划建设台东镇时的历史“遗留”。
    ■德占青岛时期，台东一带的房屋也很“中国”——多为一层平房，每座住宅围有一个院落。
    ■台东一带街道走向上，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正南正北，而是相对南北轴线扭转了45°，与南北轴线成对角线，形成东南—西北向和西南—东北向的街道布局。
台东镇建设仓促上马
    台东镇这个地方原先叫杨家村，有五六百人，是通往青岛口的必经之路。
    德国占领青岛的前两年，先后推出两份青岛城建规划，但都没有台东和台西两个区。据德国学者研究，德国人一开始压根儿就没考虑建设台东镇和台西镇。
    青岛城市规划公布后，德人大兴土木需大量劳动力，为此开出了比内地工人高得多的工资。据当时的青岛民政长官单威廉回忆，受此诱惑，短短一年，涌入青岛的省内劳工达数千人。
    外来人口纷至，给居住和卫生带来很大挑战，但一开始德国人并未把劳工安置纳入规划视野，而是把它们交给企业处理。作为德国建筑公司分包商，中国企业主在青岛的旧村庄里为劳工搭建了临时住所。这些住处由一些深约1米、宽2.5米和长8-10米的土坑构成，在地面上铺草，弯成半圆形的竹竿构成屋顶，上边再盖几层草帘子，这样的土屋子一般能住下15-20人。尽管如此，这种临时窝棚不久后还是人满为患。
    随着窝棚兴起，集市在青岛和大鲍岛附近出现了。理发摊、小吃摊、杂货摊、旧书摊、修鞋摊……这个自发兴起的集市，卫生状况极差，中国人戏谑地称为“穷汉市”。
    潮水般涌来的劳工，引发了德国人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由于缺乏安身之所，居住环境拥挤肮脏，霍乱、痢疾、伤寒等流行疫病不断爆发，甚至连青岛的上层也未幸免，德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花之安，总督叶世克先后死于非命。
    此时，殖民者如梦初醒，不管不顾中国劳工，绝对是个错误，应该为劳工建设住处。
    1899年秋，殖民者开始规划中国劳工居住区。在选址方面，他们颇费一番思量：一要保证欧洲人的健康，不能让这些中国人干扰他们的生活；二要不能离工地太远，以免影响工作进度。三要考虑未来台东镇的扩建。德国人再三考虑，采取了华洋分治方案，把劳工居住区选择杨家村（今延安二路一带）附近。这个地方位于欧人区东北，是青岛通往李村、崂山的必经之地，直线距离中心城区3.5公里，西南有贮水山、青岛山、太平山与欧人区隔开，从这里到青岛中心城区的建筑工地步行半个小时即可到达，至大港工地也只有2公里。按当时设想，第一轮规划的房屋、街道和给排水工程竣工后，大港一带必然成为第二轮城市建设的重地。台东离大港更近，自然可发挥近水楼台之利，就近获得劳动力。而城区选址在杨家村东平缓的高地山坡上，沿东西方向延伸，为容纳更多移民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建设山东的“样板村庄”
    单维廉在其 《胶州行政》一书中，详细回溯了建立台东镇的决策过程，香港和上海作为两个不足为法的例子被引以为鉴。两地一直实施土地出售和长期出租建筑用地政策，而且不加区别。开发商为追求利润，修建了大量高度密集的里弄（上海）和多层劳工住宅（香港），鸽笼式的住宅，劣质的建筑材料和高租金下的高密集居住，非但没有解决居住问题，反而构成疫病流行的源头。1894年鼠疫大流行，香港政府不得不花数百万银元买下并铲平这些劳工住宅区来消灭瘟疫。
    区别于香港、上海的土地政策，台东镇建设的土地供应没有采取拍卖，而是采用政府划拨的形式，但严格限制土地改变用途。胶澳督署只负责向建筑商划拨土地、制定规划，开辟道路，颁布建筑法规，具体建设则委托给在青岛的企业，企业负责每年向政府交纳少量地租（100平方米每月20芬尼）。建好房屋后，廉价出租给劳工，房租价格由政府根据房屋的地角和用途明文规定。另外还规定，政府保有5年后可以无偿拆除台东镇临时性建筑物的权力，如果发生流行传染病，或异常脏乱时，政府有权随时将土地及建筑物收回拆毁。
    台东镇建设之初即以实用为主。该区建筑风格，不要求与欧人区的建筑风格保持一致，而是采取中国人所熟悉的建筑模式。
    在街道布局上，德国人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棋盘式街道布局，台东镇所有街道都横平竖直。这种街道布局在青岛很特殊，德国人贝麦称之为“上帝扔下棋盘”，中国人则称为“棋盘街”。整个区域以此种方式，规划了长400米乘以宽400米的居住区，划分成84个建筑地块。即今天台东一路至台东八路，清和路到菜市路之间的区域。
    该区域的街道走向上，又与中国传统城市不同。街道不是正南正北走向，而是相对南北轴线扭转了45°，形成东南—西北向和西南—东北向的街道。
    为何采用这一走向？这恐怕与德国近代城市建设的经验有关。
    早在1890年，德国学者就提出城市街道布局理论，对城市街道走向的优缺点做了对比。他们认为，斜穿赤道和经线的走向，亦即东南-西北向和西南-东北向的街道是城市道路建设的最优选择，这在当时被誉为 “最深刻和最全面”的城建理论。因为东南-西北和西南-东北走向的街道，无论午前还是午后，都能保证太阳照到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每座建筑的房前和屋后，潮湿部分在阳光照射下能迅速干燥，消除了危险的病灶。
    实际上，偏转45°的街道网取向，也准确地顺应了青岛本地的主导风向，有利于街道上空气流通。夏天来自海上的东南风，冬天的西北风，都可通畅地穿过台东镇的每个街衢，潮湿风干，气味消散，均通过阳光和季风得以实现，满足了 “光线+空气=健康”的基本要求。
    在规划青岛时，德国人本想创造一个欧洲风格的城市，但是在台东镇没有完全遵循这一原则，至少在建筑外观上，与德国规划的几个其他城区风格迥异。走在台东镇大街上，你会感觉更“中国”一些。
    据单维廉的记载：台东镇街道两旁皆是中式传统住宅建筑，多为一层平房，每座住宅围有一个院落，院内设有厕所和垃圾箱，租户每天必须清运垃圾，打扫院子及相邻街道的卫生，卫生费用由房主承担。
    台东镇的建筑法规与华人区大鲍岛的相同。主干道宽10米，其他街道宽8米，这在今天看来不稀奇，但相比当时诸多县城的道路还是要宽一些。房屋建筑容积率与大鲍岛相同，最多不得超过75%，建筑间距不得少于3米，只是房间面积比大鲍岛的小一些，房间面积不小于4平方米，层高不低于2.5米即可。另外，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即卧室的地面，至少要高出院子地面或相邻街道15厘米，以此避免采光不好的地下室和半地下室辟为卧室。
    在整个台东镇总体规划中，针对国人习惯，德人最强调的是该区域的卫生、防火与安全，所以对于这些领域控制得特别严格，定期进行检查，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这种卫生监督体制，在同一时期的上海、天津、大连都是不多见的。
    观察一下当时的青岛市街图，台东镇中央有很大一片空白，十分扎眼。这就是早期台东镇规划的50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它是台东镇的地理中心。
    这种布局与中国传统市街格局大相径庭。这个中心广场兼有商业街和市场（集市）的双重功能。所有商店都围绕广场而建，游商浮贩们可在广场上露天兜售商品，但禁止出售酒类和活牲畜，更不用说宰杀活禽了。此外，还禁止在其他街道走街串巷叫卖。
    作为社区中心广场的功能，中国传统城市中比较罕见，即使有也不用作市场，或位于官府衙门前，或位于庙宇前，由高墙和大门与大街相隔，形成半封闭的空间，疏离世俗生活。因此，规划这样一个城市中央广场就把欧洲城市开放式的生活方式带到了青岛。广场位于居住区中央，既可临街开商店，也可摆摊经营，既具备传统集市的功能，同时又有现代商业街的因素在内，悄然埋下台东商业圈的伏笔。这些都为30年代的青岛规划者所体察，历经百年而终成现实。
“穷汉市”变身“台东镇”
    从1899年10月2日台东镇第一栋房屋奠基到1899年圣诞节，仅用短短三个月，“棋盘街”基本成型。对这样的建设“神速”，《山东德邑村镇志》的作者、胶澳总督府翻译官慕兴立评价称：“在当时，无任何一座中国城市可与之相媲美。”
    德国人把上下青岛村和大鲍岛被拆迁的那些村民、小商贩、劳工全部迁居此处。台东镇建成第二年人口即达6000人，日德之战前夕，人口已超过11200多人。“蒙养学堂”、医院诊所和手工作坊相继设立，“棋盘街”地域迅速蔓延，在不长时间里，周边的杨家村和下村也括入台东地界。当这一棋盘再度放大时，下一批路名已在酝酿之中。
    一个新的城镇形成了。
    慕兴立说，当这个新市场出人意料地发展得如此之大、看上去就像个城市时，本地人就不喜欢“穷汉市”这个称呼了，“杨家村“也显得太土气。于是，镇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建议采用“台东镇”这个名字，寓意高台东边的集市。高台指的就是凤台岭（德国人称为毛奇山，即今天的贮水山），因为这个村镇位于凤台岭东面，故取名台东镇。至于有专家所言“台东在炮台以东而名”就大错特错了，台东炮台位于太平镇一带，方位相差很远，时间也在台东之后。
    1899年10月，胶澳总督府发布告示：
    根据杨家村以东形成的集市上的中国老百姓的申请，为这块新的居民区起名为台东镇。
    皇家总督 叶什克
    1899年10月11日于青岛
    这一官方文献，是2004年市档案馆人员从德国联邦档案馆征集复制而来的。
“样板村庄”的败笔
    当时德国官方出版的一些文献，把台东镇描绘成山东的“样板村庄”，“楼房建得如此坚固、美观，整个来看在山东还没有比它更好的。”
    实际上，台东镇并不像德国人吹嘘得那样天花乱坠，它的建设质量也“仅优于山东农村”。这个区域不论是市街布局、景观设计、居住密度，还是道路质量、设施配套，虽然比香港、上海的同类区域有所改善，但与同城的欧人区有天壤之别。
    台东镇建设事起仓促，并没有像欧人区那样充分考虑地形因素，街道均为千篇一律的方格网状布局，尽管当时德国殖民者很自负，认为建设了当时东亚最好的劳工居住区。当它一出世时，就受到了时人的诟病与指责。例如，德国人魏克尔就批评台东镇的街道布局单调乏味，不考虑地形，没有形成良好的城市景观上，沿街建筑立面单调雷同，没有美感。后来，德国人在台西镇选址布局时稍稍注意了这个问题。
    德国人基于种族优越感，把台东镇建筑标准设定得很低，特别与欧人区相比有霄壤之别。台东镇与台西镇街道一样，均通过紧缩街道空间以增加居住面积，街道密度大，容积率高，空间更逼仄，既没有行道树，也无公共绿地。欧人区有完备的上下水系统，家家户户自来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台东镇的建设则来自临时应急，计划不周，有上水而无下水，居民多用公共水龙头。下水道直延至上世纪30年代末才有所改善。
    如果要追溯青岛城市南北差距的罪魁祸首，德国人在青岛推行华洋分治，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建设标准自然脱不了干系。

八大关

   八大关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高档住宅区，被梁思成誉为“青岛最美的地区”。如今的八大关被开发为别墅风景区，在建筑艺术和城市风貌方面依然独具特色。
    2005年，八大关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美的五大城区之一。2009年，八大关被评为首届“中国十大历史街区”。
    八大关现有320余栋建筑保存完好，花石楼、公主楼、英国总领事官邸旧址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花石楼：因墙壁嵌有花纹饰石而得名，位于今黄海路18号。始建于1930年11月，1931年10月落成，是融罗马、哥特式等多种建筑艺术风格于一身的欧洲古城堡式建筑。原业主涞比池去世后，1936年5月，其妻沃维·涞比池以4万多元卖给英国保险商人埃非哈里司。
    花石楼当时所在的地块是黄海路11、12号，原是美国传教士门之尔和中国人姚勤务的共有地块。1929年8月，在上海的涞比池委托一位名叫韦维廉的美国商人，从这两个人手里购得花石楼地皮，用于建筑消夏别墅。花石楼虽是一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建筑，但设计师和建筑商却都是中国人，花石楼建筑工程分前后两期，主楼由刘耀宸设计，王云飞建筑施工；平房、院墙、花房、木栅经过多人之手后，最终采纳了建筑师王义明的设计，建筑施工还是王云飞。
    公主楼：位于居庸关路10号，建于1941年，由俄国建筑师尤力甫设计。建筑面积607平方米，砖木结构，地上2层，有阁楼和地下室。原业主为德侨萨德，地权系从孙天目手中购得。民间习称“公主楼”，赋予它一种美丽的想象。
    英国总领事官邸旧址：位于太平角一路9号。建于1940年，是一栋英国乡村风格的别墅。由中国建筑师张新斋设计。建筑面积378.7平方米，砖木结构，地上二层，配有地下室。原业主为英侨克兰幕斯，1940年，他从傅道孚手中购得这片土地租用权并申请营造住宅。1946年后一度转入英国驻青岛总领事署名下，作为总领事官邸使用，时任此职的高贺禄曾在此居住。
    王正廷：字儒堂，我国近代著名外交家。1919年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之一。1922年6月主持中日北京谈判与青岛行政接收，同年12月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他亲赴青岛办理接收事宜。青岛回归后，积极推动青岛市实行自治，还亲自设计了现代市政制度，在他的支持下，1929年青岛被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为特别市。
    1931年，辞去外交部长职务，1932年以王儒堂名义领租山海关路10号公地，时任市长沈鸿烈因“王部长办理接收青岛，折冲樽俎，卓著殊勋”，在租金上给予特别优待。其别墅于1934年建设，现为山海关路11号。
    何思源：山东菏泽人，任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长期间，非常支持青岛教育事业。1929年国立青岛大学筹备成立时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亲赴青岛办理私立青岛大学接收等事宜。
    1929年，承租荣成路东5号公地，后变更建筑位置为荣成路7号公地东一部分。1931年，房屋始建，现为荣成路36号，由建筑工程师王海澜建筑。
    袁家普：民国时期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国立青岛大学成立时任筹备委员会委员，1929年多次来青参加国立青岛大学筹备会议。1929年承租荣城路东7号公地，现为荣成路38号，1930年建设。
    周钟岐：曾任胶济铁路管理局委员、副局长、燕京大学教务主任、国立山东大学总务长。抗战胜利后，山大校舍被美军霸占当作兵营。为收回校舍，被校长赵太侔聘为复校委员会主任，办理收回校舍事宜。到青后与驻青美军艰难交涉，据理力争，并在《民言报》上刊发新闻稿：“山东大学复校万事就绪，专候美军让出校舍即能上课云云”。美军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将所占用之校舍先行交出一处。
    1930年，周钟岐租荣成路22号公地，现为荣成路19号，1933年建设。
    涞比池：生于1891年，十月革命来到哈尔滨。原花石楼业主。是上海俄侨中一位著名的报业大亨，俄文报纸“柴拉”报系的开创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誉为 “远东俄侨报业的巨头”、“远东俄侨报界的北岩”。
著名建筑师
    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八大关建设的建筑师来自中国、俄、英、法、德、美、丹麦、日本等多个国家，弗拉吉米尔·乔治·尤力甫、刘耀宸、王节尧是这些建筑大师中的代表。
弗拉吉米尔·乔治·尤力甫
1905年生于乌克兰，1924年底来青，1928年12月起，出任青岛德记建筑行技师，1935年开设建筑师事务所。他设计了数百座大小别墅、商工业建筑，遍布岛城各个区域，业务范围甚至扩展到了上海，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建筑作品。尤其是八大关区域，很多别墅建筑出自其手。包括公主楼、山海关路9号美国总领事馆署别墅以及嘉峪关路4号、6号、17号别墅等俱为其代表作品。
    刘耀宸：是一位特别善于融合各种艺术风格而有所创新的建筑师。八大关中花石楼、山海关路1号约翰·高尔斯登别墅等都是其代表作。
    王节尧：由他设计的荣成路19号周钟岐别墅具有中世纪情调，哥特式与乡村风格相结合而产生了一种静穆的艺术美感。
    规划建设时就是10条路，而非“8+2”
    八大关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高档住宅区，当时并不叫八大关，而被称作“特别规定建筑地”。
    早在德国租借青岛时期，汇泉湾一带即被规划为别墅区，并一跃成为东亚避暑胜地和休闲中心，一批经典德式别墅建筑出现在海湾西北岸。而此时，汇泉湾以东还处于城市边缘地带，被一片森林覆盖着，与延伸的太平山融为一体。
    1929年，青岛作为当时全国五大直辖市之一，成为“已不能不认为重要之区”，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人口激增对环境优美的别墅出现更多的需求。于是，青岛市将别墅区继续向东扩展，规划荣成路、黄海路、汇泉路围成的区域，作为青岛特别规定建筑地。当时，市政当局选择此地建设青岛特别规定建筑地的原因，我们可从1932年青岛市财政局档案管窥一二：“荣城路以东特别建筑地，前临海滨，松林畅茂，风景清幽，尤为避暑及高尚住宅之胜地。”
    1929年，由工务局和农林事务所联合勘察绘制了“特别规定建筑区域图”，规划设计了10条路，最早建成山海关路，后来相继开辟了其他9条路，原本命名为临沂一路、临沂二路、临沂三路、涛雒路、青口路、靖海路、石岛路、成山路、里岛路，后改以关隘为名，与山海关路组成10条关路。因此，八大关开始规划建设时就是10条路，而非一些青岛旅游书上所讲的先建8条、后建2条的说法。
    特别规定建筑地开辟后，迅速成为众所趋之的焦点。寓华的外国侨民、商人、传教士与外交官，中国新兴权贵与社会名流无不热衷于在此求田问舍，俨然是身份的一种象征。这一趋势在3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至40年代末，别墅区基本成型，创造了城市开发建设中不可复制的完美范本。
“尊重自然 契合地景”
    这一新的高档住宅别墅区能够取得了极大成功，其背后的成因在于这一建筑地名称前冠以的“特别”二字，可见当时政府对建设该地区的重视，同时也注定了该区域在规划设计、环境打造和住宅建设等方面的与众不同。
    区别于一般城市居民区和商业区，八大关最初建设时即定位为 “甲种住宅区”，即兼具居住、避暑度假和休闲的高档别墅区，在规划理念上确立了先规划后开发，以及“尊重自然、契合地景”的基本法则，尽量保留区域内的丘壑、水系，乃至一草一木，依据该区域的地理环境特征展开道路体系的规划建设，同时兼顾一种合理的园林布局，顺应太平山山体和森林延伸，构筑了一个丛林掩映的大园林环境。整体的绿意中，又注意个体的变化。每条路的行道树各具特色，在山海关路，是法桐；居庸关路，是银杏；在临淮关路，是龙柏；在正阳关路，是紫薇……四季轮回，花树缤纷。同时，路路之间，顺应地势，开辟了大大小小数十处公共园林，形成一种自由的环境空间，产生了峰回路转、曲径通幽的效果。
    此地的“特别”还表现在那一栋栋别致的建筑和庭院。《青岛市暂行建筑规则》设专章对特别规定区域的建筑标准作详细规定，对建筑面积、高度层数、房屋式样、绿化、围墙、屋檐、浴室、厕所、外部装饰色彩、外观设计等一一作出详细规定：建筑物面积不能超过基地面积的30%-40%；建筑俱为独立式低层住宅，一般不超过三层；同一条路上，不得建造同一式样房屋；围墙、须用花式铁栏、木栅或砖石砌成空花；建筑物，外部所用油漆，粉刷、瓦片、砖石等颜色必须协调统一；建筑物每层均须装设新式浴室、厕所；内外各部分装饰设计须经工务局审核……近乎苛刻的规定成就了八大关“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
“青岛最美的地区”
    八大关建筑汇集了古希腊式、古罗马式、拜占庭式、巴拉克式、洛可可式、新艺术、折中主义、田园风式等多种风格，多样而又统一。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八大关建设的建筑师来自诸多国家，他们带来了海外的建筑思想和实践。八大关建筑中也不乏中国建筑师的杰作，花石楼、东海饭店等皆体现了中国建筑师在融合多元文化、展现现代主义艺术的高深造诣。
    除建筑和园林外，八大关周边还配备了休闲、游乐设施。海水浴场、跑马场、体育场、高尔夫球场、露天音乐台、度假宾馆、游艇码头、滨海公园、炮台公园等一应俱全，形成与高档住宅配套的休闲中心和联谊社区。作为高档住宅区，八大关自然不是普通百姓所能居住的，聚集的都是国内政要名流、工商巨子和寓居青岛的外侨。例如，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财政厅厅长袁家普、燕京大学教务主任周钟岐、上海俄乔报业大亨涞比池等名人纷纷在此置地建房，每年都来此消暑度假，形成社会高端人士的聚集地。
    特别规定建筑地架构了山、海、树和建筑完美的艺术结合，是统一而又协调的整体，成为不可复制的完美的城市范本和都市的 “桃源”。这片后来被称为“八大关”的区域，不仅代表了青岛别墅区风范，还与秦皇岛北戴河、庐山牯岭、厦门鼓浪屿并称中国四大别墅区，典型体现了近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西洋别墅区的历史面貌，曾被梁思成赞誉为“青岛最美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