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占领青岛期间，青岛的港口简直就是他们的‘摇钱树’。为了大肆掠夺中国的资源，他们根本不管港口工人的死活，像使唤牛马一样使唤工人。”今年82岁高龄、原青岛港务局副局长孙相合回忆到这里，情绪越来越激动。他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当时的种种苦难景象，但通过文史资料和当年老工人的讲述，那段历史在他的心中还是打下了烙印。

    1898年3月，德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同年9月 2日，栈桥和衙门桥码头成为货运码头，作为自由港向世界开放。但是，德国人还不满足，他们认为这两个码头水不够深，夏天受东南风影响太大，修建防波堤难度也不小。所以他们酝酿着另建更大的码头，方便他们运输掠夺来的资源。

    其实，德国人觊觎胶州湾已经很久，早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的地质及物理学家李希霍芬就曾多次考察胶州湾。“德国人早就谋划好了建造计划，他们给青岛新港的定位是‘东亚最大贸易港’和‘中心市场’。为此，他们投入了巨额建港经费，资金接近7000万马克，这笔花销在德国‘青岛建设总投资预算’中，是所有建设项目中数额最大的。”孙相合介绍说，在新港位置上，德国人相中了现在的大港、小港一带。

    在设计上，德国人认为，意大利热那亚港半圆形的坞型港池与青岛港新址的地理位置近似，于是将热那亚港列为青岛新港的“样板”。

    1898年，德国人启动了青岛筑港工程。建港工程由德商“回利格”公司监督进行，他们在建港中采取“移山填海”、“建城建港并举”的方针，将铲除大鲍岛挖出的石料土方用以建筑小港码头，将铲除小鲍岛高坡的土石方就近用于建筑大港码头。1901年，小港建成；1904年，大港第一码头北岸正式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当年的两个小码头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是1943年到港口上干活的。那时听港口上的老人说，在建大港的时候，建筑工人都是沿海或是山东半岛腹地的民工，他们每天在德国人的监视下，用手推车和驴车从采石场向建筑工地运输石料和沙子，海面筑坝工程也是靠中国劳工驾驶舢板运送石料完成的。”孙相合介绍说。而对于德占时期劳工的悲惨生活，《青岛港的前生》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有时 ，(逃跑的民工)甚至超过职工总数的60%，为了防止工人逃离，德国人采取寄居、圈墙等办法剥夺工人的自由。

    德占时期，依靠无数中国劳工血汗建造起来的青岛新港口，使这座新兴城市具备了其他城市没有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仅用了10多年，青岛便由默默无闻的偏僻渔村，一跃成为闻名于世的港口城市。这让另一个列强——日本垂涎三尺。

    1938年，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掠夺，他们着手扩建青岛大港。“1943年，我从胶县农村‘闯’进青岛港，当时还是日本占领时期，像我一样在码头上干苦力的劳工还有很多，也有被抓来的。当时码头破烂不堪，路面坑洼不平，泊位又很小，没有任何机械化操作，全靠工人肩挑抬扛，两个人抬着几百斤重的大箩筐，一铁锨一铁锨地往日本货船上装运煤炭、铁矿等。生活条件也很恶劣，吃咸菜疙瘩，当时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吃的猪狗食，出的牛马力’。死亡率也很高，日本人怕霍乱，一感染上就被活埋了。”孙相合回忆说。

    据统计，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青岛民族轮船业各船行船只被日军强行占用，为日军装运由内地掠夺而来的物资和劳工，各船行大都破产倒闭。1938年从青岛港输出的劳工33976人。日本侵略军独霸青岛港，强制第三国船只不得利用青岛港的码头设备，进出青岛港的船只几乎为日本所垄断。在此期间，日本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仅煤炭、食盐两项，1940年由青岛运往日本煤炭125万吨，8年间共掠夺食盐216万吨。

    谈及这些，孙相合眼角泛起了泪花。在他眼中，那是青岛港一段屈辱的历史。“围绕在港口周围，日本人兴建了铁路、公路，一车车的煤炭、铁矿石、稀土等资源，以及武器弹药等都被装到船上，直接拉回日本国内。”据孙相合回忆，当时的码头因为“口大肚子小”，缺少后方堆场，被形象地比喻为“五个指头”，而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码头的修建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政治侵略、经济掠夺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