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语

从唐福珍到王进文

□蔡宇丹

    11月29日，成都金华村唐福珍去年自焚抗强拆的现场，如今已成了一条街道。

    当地人不愿回想那一刻，但今天，我们在这里回溯。

    在唐福珍之后，还有武汉农民自学阿凡达，自制火炮两次打退强拆队；歌星谢娜父母遭遇强拆，甚至还有贵阳城管强拆公安局大院。最新的消息是，一位同事说，他父亲家马上也要被拆迁了，他不知道该找谁说理！

    无人能逃避，所以我们关注。这是一个发自本能的追问：如果有一天，拆到我头上来了，我该怎么做？

    清华博士王进文的维权之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无论拆还是不拆，补偿还是不补偿，补多少，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上进行，“我绝不私了”。

    这种维权之路，包括众所期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先期透露的细节，也是希望公民在遭遇强拆时，去法院“民告官”。

    但正如宜黄基层官员“慧昌”所说，“老百姓习惯选择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而且的确只有这样才有效果，这和几千年前的拦轿告状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打官司？为什么“慧昌”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什么唐福珍之后一个个拆迁户自焚，却依然挡不住强拆的推土机？这一年间，围绕拆迁发生的一系列焦点事件，或血腥的、或怪诞的，或勾心斗角的，让民众关注到其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地方现实。

    “在干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制度下，他怎么办？如果不发展经济，不发展工业，不发展城市建设，他负责的地区就不会有财政收入。没有财政收入，就没有解决矛盾问题的基本手段。干部职工，包括老师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个官怎么当？没办法当。”

    这是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宋亚平，一位做过改革派官员、如今是体制内学者对地方强拆冲动的见地。

    怎么通过制度性的改革与建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获得社会公众所期许的公平与效率。本期周刊封面故事，选择观察王进文这样一位清华博士的维权之路。

    王进文这样说：“我研究的是法律、规则、秩序、社会生活，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观察这个社会的机会，而我又处在这个法律事件的核心位置上，我当然不会放弃，我要将这个法律图景全部展现出来，或许这样，才会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中国每一点点进步，总是在博弈中艰难前行。

    对社会而言，有那么一小步，是由一位学究气十足的法学博士生，在艰难地践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