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高碑店市泗庄镇魏庄村，地里正焚烧秸秆。

　　10月29日，天津蓟县老宋庄村，路边一片田地的秸秆燃起大火。

　　10月30日，香河县渠口镇金庄村，一片田地里的秸秆已被焚烧，留下大片灰烬。

　　三河市新集镇，村里挂着严禁焚烧秸秆的宣传条幅。

　　据环保部通报，最近几天京津冀地区又将频起雾霾，虽然污染排放和天气因素才是霾形成的主因，但在秋末冬初的这个季节，能加重雾霾天的秸秆焚烧，也是京津冀三地政府严管严查的工作重点，有的地方还专门设置巡查员，在田间地头禁烧。

　　但即便如此，在环保部官网公布的全国秸秆焚烧火点监测中，河北、天津的火点“上榜”频率较高。10月底11月初，新京报记者沿北京东南，走访河北廊坊、天津宝坻等多个县市，仍发现很多田地有焚烧痕迹，烧荒村民和禁烧巡查员进行着“猫鼠游戏”。

　　为何都知道会污染空气，还是会有大量秸秆被偷偷焚烧？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秸秆在农户生活中因饲料、燃料的结构变化，已变成价值低的“废品”，“一把火”处理也透露着农户的无奈。如何提升秸秆价值合理利用，是很多农户的期待，也是政府从源头上破解秸秆焚烧难禁需要重视的问题。

　　10月28日，河北的秋收冬播早已结束。

　　沿白沟镇的外环路向北行进，西北方向飘来缕缕白烟升入高空。循着白烟，不难找到路边的起火点——玉米地里大片焚烧过的秸秆已变成黑灰，几百米外，低矮的火苗匍匐吞噬着田里收割后的秸秆碎屑，滚滚白烟向西南的天空飘去，空气中弥散着呛人的烟味，远处，满眼枯田。

　　田地里空无一人，起火玉米田紧邻村委会——高碑店市泗庄镇魏庄村，紧闭的红色铁门内无人应答。附近500米范围内的村民中，有人说“可能是烟头引起的”起火原因，但没人愿意说出这片田地的主人。

　　浓烟出没烧者难寻

　　像魏庄村这样找不到放火者、起火原因的秸秆焚烧地并非一处，外人询问，连这块地是谁的都难以得知。

　　正因如此，乡镇环保所干部李红兵(音)通常也抓不到“现行”。从去年开始，他所在香河县渠口镇政府按照上级布置，开始大力整治秸秆焚烧。

　　今年秋收前，李红兵参加了大大小小多个禁烧会议，随后组织人往街道挂条幅，用村里的广播宣传，给村民发放传单。此外最大力度的举措是由镇里出资，聘请巡查员，每村一到两人，每人每月500元工资，负责24小时巡逻，“我们镇里来了三批人，一个车两个人，分片包干。”

　　10月30日，渠口镇金庄村北头的田里地，近5亩收割完的玉米地上覆盖着黑灰。几天前，村里的巡查员赶到时，没发现点火的人，只能用车上拉的灭火器和铁锹先将火扑灭。找不到人时，李红兵只能善意地认为，“可能是路人扔烟头或者谁家里烧煤的煤灰引燃的。”

　　李红兵说，刚开始做禁烧工作，巡查员前脚走，村民后脚烧。抓住点火村民时，对方的“狡辩”常让李红兵不知如何回答，“人家说，‘我拿回家当燃料烧，不也得排到空气里，你咋不管’。”

　　后来有了法律依据，李红兵可以理直气壮，“按照规定，烧秸秆违法，发现了罚款100-200元，严重的可以送派出所处理。”但至今，李红兵还没处理过哪个村民。

　　罚款作为惩戒，执行起来并不容易，“老百姓种地不挣钱，很多都是以批评教育为主，真罚了，万一他使坏再偷着点呢？工作更难做。”

　　于是，每年秋收前后的两三个月，渠口镇里的干部和巡查员们几乎没有周六日，白天绕着村子转，晚上也不敢放松警惕，“压力挺大，全镇66平方公里，得放下手里的其他工作，禁烧是头等大事。”李红兵把禁烧当做政治任务一样重视。

　　“不烧又能怎么办”

　　在离香河不远的三河市新集镇，府前街到胡庄村的沿途，都可以看见挂着禁烧秸秆、鼓励秸秆还田的条幅。

　　10月31日，胡庄村村民钱明安(化名)家门前的玉米地里，焚烧过后的痕迹显眼，“不是我家的地，也不知道是谁烧的。”钱明安不愿透露门前玉米地的主人，但他红着脸说，“可不烧又能怎么办？”

　　钱明安回忆，以前都是人工用镰刀割，脱粒后的秸秆拉回家烧炕、生火、喂牛羊。现在主要是用煤气电，也很少喂牲畜，秸秆“几乎没有用处”。同时，使用联合收割机后，玉米秆变成碎茬留在地里。秋收玉米以后，农民要赶着冬播小麦，间隔最多2个星期，这期间，要把碎茬清走才能继续耕种，“清理这些碎屑，一亩地一个人，半天都清不完，烧最省事。”

　　“焚烧秸秆实际上是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后果。彻底禁烧，就要从改变中找到源头。”达尔问环境研究所所长、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赫晓霞解释称，以前秸秆作为农户生活燃料，一点一点烧，没有形成一次性大规模的空气污染，而烧完的灰，农民会把它当草木灰还田。随着煤电气进入农家，牲畜养殖的企业化，秸秆的燃料、饲料功能丧失，从过去对农民“有用”变为“没用”，加上农时限制，在没有好的处理方式前，烧掉最为便捷。

　　近几年，为抑制焚烧秸秆，全国开始倡导秸秆还田。今年6月，《河北日报》发布来自省农机局消息，“今夏全省秸秆还田率超95%”。

　　但钱明安认为，这些碎茬子做不到全都还田。

　　他跑进地里，抓起一把秸秆茬说，收割机走过后，能留下20厘米厚的碎茬子，如果直接翻进地里还田，土地在短时间内根本消化不了，秸秆覆盖还田容易生虫子影响下一季作物生长，“点一把火，啥问题都解决了。”

　　赫晓霞证实了钱明安的说法。

　　她解释，秸秆还田是把秸秆作为有机肥，重新施入地里培肥地力的措施，“让秸秆自然发酵变成有机肥需要湿热的环境，活跃的微生物，秋冬季节这些条件不具备，很难有效还田。”

　　按照中国农业信息网(农业部信息中心主办)给出的测算显示，无论是秸秆覆盖还田或是翻压还田，都要考虑数量。“过多不利于秸秆的腐烂和矿化，甚至影响出苗或幼苗的生长，导致作物减产。过少又达不到应有的目的。”

　　虽然觉得“烧最省事”，但钱明安也并不认为“烧”是个好办法，“烧地会增加土地热度，对地也不好，还污染空气，农民都明白，但大伙没有途径处理多余的秸秆。”

　　企业布局秸秆亏损

　　其实，李红兵和镇里的干部们围堵焚烧秸秆时，也在想，能不能从源头上断了村民烧秸秆的念想，给大伙找个其他途径处理秸秆？

　　“比如建个再利用秸秆的厂。”但李红兵转念一想，随着种地人数的减少，农地在缩减，“真建一个厂，如果人家一年运转需要10万吨秸秆，到我们这收不上来咋办？”

　　李红兵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总部在河北固安的一家生物质能源企业，以秸秆作为原料生产清洁能源。经理张国欣就经历过在村里布生产点失败的遭遇。

　　张国欣介绍，生物质能源企业的生产基地主要围绕原材料的产地布局，“基地在哪，就在哪里回收秸秆。”他解释，企业按照每吨干爽秸秆100元回收，秸秆不适合长途运输，目前主要依靠农民自己通过农用运输工具“送秆上门”，以五公里为半径，超过5公里，愿意运送的农户逐渐减少，“秸秆含有水分，农民一般会等干得差不多才会运，否则会增加成本。”而五公里外，除非是棉花秸秆等高价值的原材料，企业才会主动去回收。

　　目前，该企业在河北承德、廊坊、保定、邯郸等地均建有生产基地，“最北端的承德回收率较高，因为当地农作物一年种一季，农民不着急赶农时、收秸秆，南边的邯郸主要收棉花秸秆，情况也比较好，最难的就是廊坊、保定、沧州等这些中段农区，一年种两季作物，赶农时，不愿意浪费成本拉湿的秸秆，很多都秸秆还田，或者烧掉。”

　　2009年企业成立初期，张国欣曾因考虑原材料的运送半径，为方便农民运送，与一些乡镇政府合作，在几个村内布置一个秸秆煤块生产点，提供人员、技术和生产设备，“我们和当地签了一个协议，农民不用花钱，只需提供秸秆原料，就能得到秸秆煤块，多余的产品则由企业销售以抵设备款。”

　　张国欣的布局最终以失败告终，“农民不守协议，原材料收不上来，设备到最后根本没使用，我们的钱全部打了水漂。”尝试失败后，张国欣放弃了生产点的布局规划。

　　禁烧需解决秸秆出路

　　在与当地政府和农民打交道时，张国欣发现，政府对于秸秆再利用的企业持“张开双臂欢迎”的态度，但农民为了考虑成本，不愿意花大力气去运送，政府限于职责又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直接导致秸秆综合利用的渠道缺乏市场化运作。

　　其实，记者梳理近几年报道，发现河北、天津“疏堵结合”治理秸秆焚烧的举措也常常见诸报端，比如补贴购置还田机具、研发秸秆固体成形燃料、推广秸秆养食用菌技术等。

　　政府的举措并不少，但“禁烧难”与“不烧怎么办”的两难局面，为何仍在困扰着政府与农户？对此，天津市一名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分析称，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数量较少、规模偏小，秸秆资源化、商品化程度较低，加上秸秆机械化还田及收集、储存、运输成本较高，制约农民、企业综合利用的积极性。此外，秸秆量大面广，想通过执法来杜绝焚烧，也存在人财物方面的难题。

　　在赫晓霞看来，从一定程度上，把防治秸秆焚烧作为控制大气污染长效途径，政府应该“有所为”，“比如，能否按照农村的分布情况，合理布局一些消化秸秆的工业或者养殖业。”赫晓霞说，政府每年花钱治理空气，如果能把一部分费用用于补贴农民把秸秆运到消化企业、养殖厂家的成本，或者利用政策引导市场，让农民把秸秆卖出去产生一定的收益，就能从源头上解决秸秆焚烧的难题。

　　张国欣说，目前，他还没见过专门的“秸秆经纪人”。事实上，在企业和农民之间，需要这样一个行业，“没有市场，一定不会成规模，毕竟，作物有农时限制，一年就那么几个月，秸秆本身的价值还没有那么大。”

　　赫晓霞也认同张国欣“秸秆经纪人”的说法，“似乎跟城市里的废品回收相似。”赫晓霞认为，秸秆作为农民的“废品”，也可以产生一个回收行业，在政府的引导下，让贩运秸秆产生收益，就有人愿意来做这件事。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