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的四胞胎 张克非摄

　　孙艳梅 王华军夫妇 赵凯摄

　　高考前四胞胎合影（从左至右：王富、王婵、王毅、王苑）张克非摄

　　孩子们的高考成绩出来以后，45岁的黑龙江农民王华军常常拧成疙瘩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一些。

　　老三一本，老二二本，老大老四三本或高职。作为中国首例被报道的龙凤四胞胎的父亲，4个孩子的成绩都够上大学，算是让他松了口气。但对这样的成绩，他其实并不满意。

　　“考得太完蛋！”王华军叹了口气，总结道。

　　他家位于牡丹江市下辖的海林市新民村。1996年，龙凤四胞胎出生的消息轰动了这座林海雪原上的小城。在当年牡丹江各种媒体的密集报道下，这个普通农民，连同他的妻子和4个襁褓中的孩子，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从那以后，这个家庭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被围观的命运。

　　按照王华军最初的想法，能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就是成功。如今孩子们交出这样一份答卷，他心里面的感觉挺复杂，“说不清是轻松多一些，还是失望多一点”。

　　“俺们家农村孩子一天没补过课，自己在市里上学也没人看着，能考成这样是不也挺不容易？”

　　“这帮熊孩子就是没入进去（门），唉……你看那英语考的！”

　　“不管咋样，孩子们也都考上大学了……”

　　“一下子供4个大学生，学费啥的也成个问题，再整吧……”

　　他总是这样不由自主地陷入纠结当中，正如18年前，被70万分之一的几率击中的那个当口。

　　降生记

　　1995年，怀孕3个月的孙艳梅担心自己怀了个怪胎。

　　“长得太快了，两三个月就能摸着，我寻思什么玩意？”曾经失去过一个婴儿，这个第二次怀孕的农村妇女有点儿担心。

　　5个月的时候，夫妇俩跑去海林市的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三胞胎。

　　丈夫王华军觉得还是去牡丹江检查一下比较“稳当”。孙艳梅怀孕6个月的时候，俩人揣着全部存款一千多块钱，去了牡丹江妇幼保健院（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妇产医院”）。

　　对着仪器的屏幕，B超室的医生禁不住惊喜地叫了出来：两男两女，是4个！我看到4个小脑袋！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王华军有点儿懵，孙艳梅则焦急地追问：4个脑袋不是长在一起的吧？

　　医生告诉这对20多岁的农村夫妻，四胞胎的成活率低，必须立即住院，否则十分危险。

　　王华军有点儿纠结，一方面，他们已经失去过一个男婴，这次说什么也得把孩子保住。另一方面，夫妻俩只有4亩口粮田，主要收入靠他冬天去林场打零工，先不说住院得花不少钱，就说这4个孩子，生下来咋养？

　　“能保俩就行……”对没出世的孩子，王华军当时还没法体会那种血脉相连的亲情。

　　“要保就得全保，否则一个也保不住！”

　　被医生严重地警告后，这个头发特别乌黑浓密的年轻人只好硬着头皮去办理住院手续。

　　安顿好妻子，王华军抽空回了趟家。收拾住院生活用品的时候，他告诉家里人，媳妇怀的是四胞胎。跟孩子妈的反应一样，奶奶也担心：正常吗？能活吗？孩子的姥姥和三姨姥则赶紧赶工，给4个孩子做小棉袄、小棉裤。

　　就在这一家子忙着为新生儿的到来做准备时，另一些人也忙碌了起来。

　　检查出四胞胎的当天晚上，牡丹江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接到了妇产医院院长袁丽华的电话。这位情绪兴奋的老朋友开门见山地向她宣布：我这里有一个大新闻！你来策划一下？

　　医学界有关调查资料推算显示，正常情况下，双胞胎的出现几率是1/89,三胞胎约1/7900,四胞胎大约要出生70.5万人才会有一例。四胞胎本身就罕见，即便有，也多为“四小龙”或“四小凤”，而龙凤四胞胎在当时并没有记载。

　　“牡丹江市妇幼保健院将迎来全国首例龙凤四胞胎”是件前所未闻的大事儿，这个记者火速通知了市里和省里的媒体，紧锣密鼓地筹划起这场平面媒体、广播、电视联合报道的“全媒体”行动。

　　1996年1月30日，即将临盆的孙艳梅在镜头的簇拥下艰难地翻上了手术床。

　　住院期间，妇产医院想尽办法地帮她保胎，不仅每日免费供应营养餐，还不时地给她买各种水果。医院拿她小心翼翼，洗澡的时候不让她搓肚子，怕把孩子“搓掉了”。

　　或许再找不到第二个产妇能受到与她相同的“待遇”：手术室里，除了医护人员，外围还站着一圈儿身穿白大褂，或举照相机或扛摄像机的记者，严阵以待。

　　躺在手术台上，孙艳梅除了紧张，唯一的感觉就是手术床太窄了，有点儿放不下她的大肚子。怀孕期间，她的体重增加了近70斤，走在医院里，不明就里的人都笑她“肚子大得不像样”。

　　手术室外的王华军也挺窘，他没想到生孩子这件事儿也能吸引记者。面对着乌乌泱泱一大群记者，这个不太爱说话的农村青年有点儿手足无措，等待孩子的紧张和应对媒体的生涩，让他说话直打磕巴。

　　上午9时12分开始，4个孩子被陆续取出。老大6斤4两，老二6斤，老三5斤6两，最小的老四也有4斤8两。

　　护士们把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抱出来，走廊旋即变得喧哗。王华军把每一个孩子都细细端详了一番，白色襁褓里的4个孩子粉嘟嘟的小脸儿，让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嘴里不住地重复着同一句话：高兴，确实高兴。

　　人群中有人适时插话：快跟院长说几句。话筒随即伸过来。

　　王华军赶忙转身，握着院长的双手说：“感谢感谢，这4个孩子的生命是你们医院给的，要是在家，绝对那个什么……”

　　手忙脚乱的日子

　　从牡丹江城里回到新民村，夫妻俩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很快便被乱糟糟的房间和洗不完的尿布搅得七零八落。

　　王华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孩子出生的头一年里，因为要洗大量的衣服和尿布，他们家用掉了整整9箱肥皂，家里那台老式波轮洗衣机的甩干桶也给甩坏了。

　　刚从医院抱回来的时候，除了母乳，4个孩子每天吃半袋奶粉足够；十几天后，奶粉的消耗速度变成了一天一袋；不到3个月，孩子们吃光了80袋奶粉。

　　加上这期间购买和用坏的30多个奶瓶，50多个奶嘴，家里的花销一下子大得惊人。省内的一家乳制品企业主动提出，供应四胞胎的奶粉直到其成年。

　　奶粉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但生完孩子之后，家里的劳动力只剩王华军一个人，且自打孙艳梅怀孕，他冬天再也没办法离开家，独自去林场打工。

　　最怕的是孩子生病，同样的病，4个孩子每每得轮流生一次。第一年年底，单在村诊所的结账，就有3000多元，相当于夫妻俩当时一年的收入。王华军只得开始生平第一次借债，对象是在日本打工的妹妹。

　　回家的时候正值寒冬腊月，农家的房间里，除了炕头是热的，头顶上的空气都透着冰冷。4个娃娃被冻得哇哇直哭。王华军只好用两床棉被把他们严实地裹起来。

　　担心来回起身掀被子冻着孩子，王华军当父亲的第一年是打地铺度过的。不过，他真实睡在地上的时间并不长，4个孩子不停地哭、尿，按住了葫芦浮起瓢，让夫妻俩不得安生。

　　“白天在地里干活儿，两条腿都打晃。”想起那种滋味，王华军五官都皱到了一起。他还不到50，头发已经灰白，薄薄覆盖在头皮上。“让他们给我整的，我现在一看着那么大的小孩就头疼。”

　　“那几年可烦人了，一个哭都跟着哭，吱哇乱叫。”46岁的孙艳梅回忆起初为人母的前几年，忍不住“嘿嘿”苦笑了几声。

　　体格一直很健硕的孙艳梅，生完孩子后身体再没好起来。头半个月里，她一直在发烧，裹在被子里依然感觉浑身发冷。

　　怀孕期间她的脏器受到严重挤压，肋骨也被撑得外扩变形，身体总是不自觉地后仰，没办法支撑身子给孩子们喂奶。

　　孩子慢慢会爬了，孙艳梅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白天家里只有她自己侍弄4个孩子，做饭、上厕所都需要趁着孩子睡着的空档抓紧完成。她常常在看着孩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打盹，然后再被孩子的哭声惊醒，一个不留神，孩子从炕上跌下去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王华军找来木工，在炕边儿打了一排木栅栏，把几个孩子“圈养”了起来。

　　眼看着小两口的忙乱，孩子的奶奶把两个孙子接到身边抚养。后来因为老二不吃母乳就会拉肚子，只好把老二送回来，换了老三。

　　老二小时候身体比较弱，在家待了半个多月就开始发高烧，后来又转成肺炎。农村医疗条件差，夫妻俩只好又把孩子送到了妇产医院，因为家里离不开人，老二被“寄存”在那里治病，直到好了才接回来。

　　“那会儿一有毛病就送妇产医院，我也不管就回来了。那个时候的医院办公室主任挺好的。俺们家老大还抽过他的血呢。”王华军说，“好像说是给小孩输血，病好得快。”

　　说起妇产医院当年的照顾，王华军直到现在依然充满了感激。孙艳梅住院期间，夫妇俩身上带的钱很快花完了，剩余的住院费和手术费，医院考虑到他们的情况都没有收。四胞胎回家后，妇产医院还派医生给孩子们做了次免费体检，赠送了一些儿童用品和玩具。

　　为了表达感激，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王华军就把给孩子起名的权利交给了医院。最终，在一个媒体人的提议下，按“妇产医院”的谐音，4个孩子按长幼，依次取名为王富、王毅、王婵、王苑。

　　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老四是女孩。因为是异卵多胞，4个孩子长得各不相同，性格也挺不一样。

　　“老大最淘，小时候喜欢趟水、摸鱼。老二性格最像我，他脑瓜好使。老三小时候最爱哭，哭起来小脸儿黑红黑红的。老四最有主意，能撺掇事儿，那几个都听她的。”黑瘦的王华军总结道。

　　孩子会跑会跳以后，孙艳梅开始到地里帮王华军干活。4个孩子常常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看门的黄狗抱到炕上玩耍，然后给她留下满炕的屎尿，和4套脏衣服。

　　夫妇俩对孩子有点儿娇惯，上初中之前，孩子们很少自己洗衣服。初中住校后，每个月回家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背回来些“大件儿”给孙艳梅。王毅还曾经闹过“一条床单在水房泡一个月”的笑话，“发现的时候都泡臭了”。

　　零用钱不够的时候，老二老四常常撺掇老大老三去管奶奶要，奶奶疼这两个在她身边带过的孩子。孩子们一句“等我考上大学一定报答您”，就能把老人家哄得直乐。

　　被围观的生活

　　“我不愿接受媒体（采访），我也不会说。真是，咱有啥的啊，就是种地的。有些人就不，他们老觉得俺家4个孩子怎么怎么的，想太多了。”王华军说。

　　用他的话说，媒体来了，可能就为了拍张照片，完成任务就走。但他们还要继续生活在村子里，关于他们一家的闲话已经太多了。

　　孩子刚生下那会儿，关于社会各界关注四胞胎一家的新闻铺天盖地，村里人都知道这家人收到了捐款。有人猜测：王华军一定借孩子发了笔大财。

　　“妇产医院扣除了医药费，我最后就收到了九千。这不是嘛！”王华军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上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捐款的年份、单位和金额。

　　“有些事你没法辩解，你说了人家也不信。唉！”坐在缺了靠背的椅子上，王华军佝偻着身子，蜷起一条腿搁在胸前，用双手抱住，像一只试图缩回壳里的蜗牛。

　　最让这个男人窝火的是，哈尔滨有一个给孙艳梅开过药的中医，在四胞胎出生后打出广告，贴出他和孙艳梅的照片，说他们夫妇俩结婚多年不孕不育，是吃了她的中药后，才一举生下四胞胎。

　　“我媳妇之前那个孩子没活，为了调养身体才找她抓的中药。”王华军气恼地说，当时小广告发得到处都是，结果媒体都听那位中医的，追到村里来采访，两口子又无端惹上了收钱的谣言。

　　“那你咋不告她？”

　　“告啥啊，她也是为了药好卖，再说咱确实在人家那看过病。”王华军搓了搓胳膊，无奈地说。

　　相比王华军的隐忍，性格直爽的孙艳梅，有时会忍不住开腔辩几句。

　　报户口的时候，妇联的人问她：你这是一胎养的么？不是一胎养的说啥也不能给你报。

　　“可不是一胎，不然谁也不能要这些玩意，我现在也不能掐死。”孙艳梅气得够呛。

　　他们家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孙艳梅从生产完落下了高血压的毛病，天一热不能下地干活儿，有人揶揄她：钱多得连活儿都不干了。王华军为了多承包几垧地，借钱买了辆拖拉机，又有人议论：吃低保还有钱买车？

　　事实上，时隔将近20年，村里人都看得出来，王华军的家庭条件并没发生什么变化。

　　一家六口居住的，还是那间有4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屋里的墙皮已经开始脱落，水泥地面和灶台却被孙艳梅擦拭得发亮。

　　那台被人说三道四的拖拉机，王华军也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向亲戚借钱买的。他们家原先只有一辆俗称“蚂蚱子”的小手扶拖拉机，遇上泥泞就走不了道，开起来还挺危险，他曾经被甩出去过。

　　有一年秋天下霜早，夫妻俩每天天不亮就打着手电，走十几里山路，到山那头的地里抢收倭瓜。“就我两人，地一泞蚂蚱子就出不来。我俩只能从地里一点儿点儿往外扒。”

　　新拖拉机大部分路面都能用，但王华军还是觉得肉疼：这么一个车头就要4万啊。

　　1998年，一个北京做影视的老板曾想要资助他们全家——让孩子到北京上学，王华军夫妇在影视公司打工。为了孩子，王华军夫妇寻思试试看。结果，一家六口在北京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决定回东北老家。

　　王华军说，那位董事长是个好人，是真心想帮忙。但让4个农村孩子在北京上学哪儿有那么容易，人家公司也不缺人，不好在那里白吃白住。

　　“咱是农村人，享受不了那里。人情世故也做不了那么理想。”他说，“农村家再破也是家。咱们自己慢慢整吧。”

　　这些事夫妇俩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起，他们不想给孩子们带来压力。

　　然而四胞胎的标签还是让孩子们感觉到负担。自打去海林林业局一中读书，换了新环境的4个孩子就拒绝再穿同样的衣服。

　　“我上了大学，绝对不让人知道我是四胞胎。”性格耿直的王苑带着点儿情绪说道。

　　他们的每一个成长节点都被人关注，4个孩子对媒体已经从小时候的好奇，变成了现如今的反感。

　　高一军训的时候，电视台又来拍他们。王苑干脆把帽檐压低，任谁也别想拍到她的正脸。

　　高考之前，媒体来跟拍他们从家到考场的全过程，结果她全程躲在哥哥姐姐后面，刚一到学校，就一头扎进人堆里不出来。记者只好抓住老二王毅，让他讲两句。

　　事实上，这些年来，除了高考这样的“大事儿”，持续关注这家人的媒体已经寥寥无几。曾经那阵跟踪报道的狂热，在消退的同时，也带走了与之相关的承诺。

　　曾经表示为四胞胎提供奶制品直到18岁的那家企业，最终只坚持了两年多。曾经对着镜头，承诺孩子多了政府会帮助抚养的一位海林市领导，在镜头之外，再没有过问过这个家庭的情况。而妇产医院的领导也已经换了几届，对待这个农民家庭的态度显得有些疏远。

　　孙艳梅曾经去村妇联，想问问国家对多胞胎有没有啥补助政策。人家抢白她：没有政策，你养4个咋还养出功来了？

　　“咱就去问问，又不是管你要钱，这让人扒扯一通！”

　　从那以后，孙艳梅和王华军打定主意：以后咱谁也不用，就凭咱自个儿，谁让咱自个儿养的。咱挣干的吃干的，挣稀的吃稀的。

　　学习这件大事

　　因为自己家养了4个孩子，王华军从来不跟别人比什么。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孩子们的学习。

　　王华军上高中的时候，成绩不错，他参加过高考，只差5分没考上大学。他一直挺后悔，当时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大部分在海林市里混得不错，“这个长，那个长的，出门都开着小汽车，还有当律师的”。对比自己的境况，他后来很少参加同学聚会了。

　　四兄妹被海林林业局一中接收后， 王华军担心农村孩子基础不行。他找木头钉了块小板，刷上黑漆，又在村大队装修房子扔掉的废物堆里，捡了一大盒彩色粉笔。

　　等孩子们放暑假回来，王华军自家的小课堂就开始了。

　　他蹲在地上讲，孩子们趴在炕上听。主要讲下个学期要学的数学，顺带着辅导一些英语语法。讲完例题王华军还会出题给孩子们做，然后挨个检查。

　　“最怕他给俺们上课。”“做题做不出来就得挨打。”“俺们都希望赶紧到中午，好去我奶家吃饭。”孩子们龇牙咧嘴地回忆道。

　　“王富被打的次数最多。”老四王苑还不忘揭短。这个家庭小课堂持续了3年，孩子们上高中以后，王华军也辅导不了了。

　　孩子们在“对付”老爸上很有默契。上小学时，只要考试没考好，王华军问起来，4个孩子永远口径一致，只说名次，不说分数。

　　“农村小孩学习都不咋好，名次肯定比分儿好听。”比较外向的王毅嘿嘿地笑着说。

　　上了高中，家里只有王苑读文科，王华军在屋里的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

　　“我说地理什么的有些很好整，你一闭上眼睛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不就在你的脑子里么？中国铁路走什么线，黄河经过哪几个省，不都在脑子里装着么？我现在都在脑子里，一说哪个省省会不都在脑子里么？”

　　“我说你们学习不好是你脑子里没有。他们不行！现在这孩子不行，一点儿压力没有！”王华军无奈地摆了摆手。

　　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几个孩子喜欢看动画片。王华军却总想让他们看新闻，了解点儿时事。他还推荐了一个节目《海峡两岸》，但几个孩子对这个节目并不感冒，放假的时候依旧占着电视看动画片，王华军也就没再坚持。

　　四兄妹在村里的新民学校念完了小学。农村学校没啥师资力量，王毅记得，一个老师能教好几门课，教音乐的还教数学，教体育的也教英语。村里面的家庭，但凡有点儿能力，都把孩子送去海林市里读书。到四胞胎快要小学毕业的时候，包括他们4个在内，只剩9个学生准备在新民学校继续念初中。

　　村里人念叨：他们家4个孩子，估计是只能在新民继续念书了。王华军听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跟孙艳梅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送到海林去读。“窝在村里就废了。”

　　2004年，江苏电视台曾在南京举办过一个多胞胎的晚会。王华军形容当时的场面：来了好些人，还有挺多明星，胡兵、吴若甫什么的都来了。

　　那次活动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多胞胎家庭，他们一家第一次知道，原来四胞胎家庭这么多。但对比之下，王华军有点儿难过。

　　“人家的四胞胎，多数是城里的，农村的也是条件不错那种，家里从小儿就培养，学点儿才艺啥的。那小孩一看就参加过挺多节目，都可会说了。”后来在演艺圈小有名气的“南京四小凤”也参加了那次活动，还表演了节目，挺出彩。

　　这些王华军都觉得不算啥，最让他难受的是，主持人把话筒递过来，让每个家庭的小朋友说说自己的理想，人家的小孩都很会说，有的想当歌唱家，有的想当科学家。

　　“话筒递给俺家老大，他给我崩出来一句：长大想种苞米，种黄豆。哎呀给我这心里气得！”他打定主意，无论如何得让孩子好好学习，走出去，多见见世面。

　　那次的南京之行，并没让孩子们长很多见识。最后一天，活动方给每个家庭1000块钱，让他们自己在南京转转。王华军说，去一趟中山陵，俺们家6个人，1000块钱就快没了。后来就去夫子庙，一个人30块钱。海底世界转一圈得七八百，也没去成。

　　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肯德基，也没进去吃，只是在门口拍了张照片。

　　上初中的时候，海林市林业局一中破格接纳了这个非林业系统家庭的4个孩子，不仅免去了所有的学杂费，每年还给贫困补助。

　　王华军觉得学校照顾太多，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校长曾提出学校食堂让4个孩子免费吃饭，被他谢绝了。

　　“学校帮太多了，咱不能再那样，那不赖上人家了吗？”比较了附近“小饭桌”的价钱，他给孩子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让孩子们自己做饭，孙艳梅隔三差五过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

　　孩子高考之前，在家顶多干点儿家务。老大扫地，老二擦炕，姐俩洗碗，是从小学开始的固定分工。王华军夫妇从没让他们干过农活儿。

　　然而对于种地的不易，孩子们并非一无所知。

　　老二王毅记得，在他们上小学的时候，赶上抢农时，爸妈早上3点多就出去割黄豆。那个时间天气凉快，等太阳出来，天一热，黄豆就会炸开。

　　这个相貌挺好看的少年还隐约记得，有一年，因为下霜早，苞米都“绿棒子”了，爸爸只能把不成样子的苞米，以几毛钱的价格贱卖给酿酒的人。

　　王华军每个月给4个孩子各500元生活费。这笔2000元的固定支出后来不得不慢慢加大，“这帮熊孩子，原来给500还有剩余，后来给500花500，给600花600”。

　　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时不时打电话给住校的孩子们，告诉他们：钱不够了就跟家里说。

　　为了筹钱，他每年冬天都去林场里打工。王华军打的工，当地俗称“放套子”，就是把林场采伐下来的木材，用牛拉爬犁的方式，从山上运到山下卡车可以通行的地方。林场会按照立方米数计算工钱。

　　“一（立方）米的木头有2000多斤”，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有几十块，工资随距离远近和木头的种类，也会有点儿浮动，但大体差不多。

　　不少年轻时跟他一起“放套子”的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不干了：干活儿的地点都是在没有人烟的山沟里，方位感不强的人很容易迷路。

　　王华军虽然常常自嘲：爹妈都这样，孩子能精到哪儿去？也常常数落孩子们“完蛋”、“学习不好”。但只要孩子们想继续读书，他就继续供。

　　4个孩子都挺奔劲儿的。王富和王苑成绩稍微差一点儿，教过他们的老师说，那是因为基础太差，可孩子没放弃，一直认真地学。

　　“他们自己也知道咱这家庭，你爹就这么一个脑袋能赚多少钱。俺们也不比。俺们也这样事儿了，也尽力了。”孙艳梅说。

　　王毅和王婵在重点班，班主任去过他们租住的房子，发现只有两个女孩有桌子学习，王富和王毅都趴在床上写作业，说已经习惯了。

　　兄妹四人几乎一直是各学各的。王富曾问过妹妹王婵一道数学题，小姑娘继承了爸爸的数学天赋，也继承了妈妈的直脾气，讲一次看哥哥没听懂，就没好气儿讲第二遍。打那以后，王富再没问过她题。

　　他们以“出生时间”没差几分钟为理由，从不以兄妹相称，而是直呼其名。但王富还是很有“大哥”的责任感，高中3年，几乎都是他给弟弟妹妹们做饭。孙艳梅常说：俺家那几个，有啥脏活儿累活儿，都爱指使他哥。

　　干家务影响学习，但王富在高考前告诉班主任：只要王毅和王婵能考好就行。

　　王华军在王毅身上倾注了最多期望，他觉得这孩子从长相、性格到头脑，都很像当年的自己。

　　王毅说，他是4个人当中唯一补过几天课的。中考前，因为他英语实在太差，爸爸掏了200块钱，请老师给他补了几节课。结果，中考时他的英语成绩，比平时涨了30多分。

　　但这次高考王毅没发挥出正常水平。这是王华军最大的遗憾。“人王婵考前能学到半夜，他早早就睡了，你说气不气人？”沉默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说，也怪咱做父母的，没法守着孩子学习。

　　“有时候我就寻思，你们既然来到这样一个家庭，你好好争争行不行。就这个命，这家不行你别来呀。唉！”王华军红了眼眶。

　　他念叨，说啥也会把孩子供到大学毕业。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就希望孩子能替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南京的时候，主办方邀请每个家庭都在白马公园里种下一颗小树，并挂上铭牌，用锁头锁住。那把锁的钥匙，至今仍被王华军好好地保存着。

　　10年前，这个父亲曾在那里默默锁住自己的誓言：再苦，也要让孩子走出去。他希望将来有一天，4个孩子能够再到那棵树下看看，亲手把锁打开。（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