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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四胞胎考上大学 父亲称“再苦也要走出去”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张莹   2014-07-23 08:58:00

关键词: 四胞胎 考上大学 农村孩子 农村医疗 农村青年

农村四胞胎考上大学 父称“再苦也要走出去”

  童年时的四胞胎 张克非摄

农村四胞胎考上大学 父称“再苦也要走出去”

  孙艳梅 王华军夫妇 赵凯摄

农村四胞胎考上大学 父称“再苦也要走出去”

  高考前四胞胎合影(从左至右:王富、王婵、王毅、王苑)张克非摄

  孩子们的高考成绩出来以后,45岁的黑龙江农民王华军常常拧成疙瘩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一些。

  老三一本,老二二本,老大老四三本或高职。作为中国首例被报道的龙凤四胞胎的父亲,4个孩子的成绩都够上大学,算是让他松了口气。但对这样的成绩,他其实并不满意。

  “考得太完蛋!”王华军叹了口气,总结道。

  他家位于牡丹江市下辖的海林市新民村。1996年,龙凤四胞胎出生的消息轰动了这座林海雪原上的小城。在当年牡丹江各种媒体的密集报道下,这个普通农民,连同他的妻子和4个襁褓中的孩子,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从那以后,这个家庭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被围观的命运。

  按照王华军最初的想法,能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就是成功。如今孩子们交出这样一份答卷,他心里面的感觉挺复杂,“说不清是轻松多一些,还是失望多一点”。

  “俺们家农村孩子一天没补过课,自己在市里上学也没人看着,能考成这样是不也挺不容易?”

  “这帮熊孩子就是没入进去(门),唉……你看那英语考的!”

  “不管咋样,孩子们也都考上大学了……”

  “一下子供4个大学生,学费啥的也成个问题,再整吧……”

  他总是这样不由自主地陷入纠结当中,正如18年前,被70万分之一的几率击中的那个当口。

  降生记

  1995年,怀孕3个月的孙艳梅担心自己怀了个怪胎。

  “长得太快了,两三个月就能摸着,我寻思什么玩意?”曾经失去过一个婴儿,这个第二次怀孕的农村妇女有点儿担心。

  5个月的时候,夫妇俩跑去海林市的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三胞胎。

  丈夫王华军觉得还是去牡丹江检查一下比较“稳当”。孙艳梅怀孕6个月的时候,俩人揣着全部存款一千多块钱,去了牡丹江妇幼保健院(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妇产医院”)。

  对着仪器的屏幕,B超室的医生禁不住惊喜地叫了出来:两男两女,是4个!我看到4个小脑袋!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王华军有点儿懵,孙艳梅则焦急地追问:4个脑袋不是长在一起的吧?

  医生告诉这对20多岁的农村夫妻,四胞胎的成活率低,必须立即住院,否则十分危险。

  王华军有点儿纠结,一方面,他们已经失去过一个男婴,这次说什么也得把孩子保住。另一方面,夫妻俩只有4亩口粮田,主要收入靠他冬天去林场打零工,先不说住院得花不少钱,就说这4个孩子,生下来咋养?

  “能保俩就行……”对没出世的孩子,王华军当时还没法体会那种血脉相连的亲情。

  “要保就得全保,否则一个也保不住!”

  被医生严重地警告后,这个头发特别乌黑浓密的年轻人只好硬着头皮去办理住院手续。

  安顿好妻子,王华军抽空回了趟家。收拾住院生活用品的时候,他告诉家里人,媳妇怀的是四胞胎。跟孩子妈的反应一样,奶奶也担心:正常吗?能活吗?孩子的姥姥和三姨姥则赶紧赶工,给4个孩子做小棉袄、小棉裤。

  就在这一家子忙着为新生儿的到来做准备时,另一些人也忙碌了起来。

  检查出四胞胎的当天晚上,牡丹江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接到了妇产医院院长袁丽华的电话。这位情绪兴奋的老朋友开门见山地向她宣布:我这里有一个大新闻!你来策划一下?

  医学界有关调查资料推算显示,正常情况下,双胞胎的出现几率是1/89,三胞胎约1/7900,四胞胎大约要出生70.5万人才会有一例。四胞胎本身就罕见,即便有,也多为“四小龙”或“四小凤”,而龙凤四胞胎在当时并没有记载。

  “牡丹江市妇幼保健院将迎来全国首例龙凤四胞胎”是件前所未闻的大事儿,这个记者火速通知了市里和省里的媒体,紧锣密鼓地筹划起这场平面媒体、广播、电视联合报道的“全媒体”行动。

  1996年1月30日,即将临盆的孙艳梅在镜头的簇拥下艰难地翻上了手术床。

  住院期间,妇产医院想尽办法地帮她保胎,不仅每日免费供应营养餐,还不时地给她买各种水果。医院拿她小心翼翼,洗澡的时候不让她搓肚子,怕把孩子“搓掉了”。

  或许再找不到第二个产妇能受到与她相同的“待遇”:手术室里,除了医护人员,外围还站着一圈儿身穿白大褂,或举照相机或扛摄像机的记者,严阵以待。

  躺在手术台上,孙艳梅除了紧张,唯一的感觉就是手术床太窄了,有点儿放不下她的大肚子。怀孕期间,她的体重增加了近70斤,走在医院里,不明就里的人都笑她“肚子大得不像样”。

  手术室外的王华军也挺窘,他没想到生孩子这件事儿也能吸引记者。面对着乌乌泱泱一大群记者,这个不太爱说话的农村青年有点儿手足无措,等待孩子的紧张和应对媒体的生涩,让他说话直打磕巴。

  上午9时12分开始,4个孩子被陆续取出。老大6斤4两,老二6斤,老三5斤6两,最小的老四也有4斤8两。

  护士们把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抱出来,走廊旋即变得喧哗。王华军把每一个孩子都细细端详了一番,白色襁褓里的4个孩子粉嘟嘟的小脸儿,让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嘴里不住地重复着同一句话:高兴,确实高兴。

  人群中有人适时插话:快跟院长说几句。话筒随即伸过来。

  王华军赶忙转身,握着院长的双手说:“感谢感谢,这4个孩子的生命是你们医院给的,要是在家,绝对那个什么……”

  手忙脚乱的日子

  从牡丹江城里回到新民村,夫妻俩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很快便被乱糟糟的房间和洗不完的尿布搅得七零八落。

  王华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孩子出生的头一年里,因为要洗大量的衣服和尿布,他们家用掉了整整9箱肥皂,家里那台老式波轮洗衣机的甩干桶也给甩坏了。

  刚从医院抱回来的时候,除了母乳,4个孩子每天吃半袋奶粉足够;十几天后,奶粉的消耗速度变成了一天一袋;不到3个月,孩子们吃光了80袋奶粉。

  加上这期间购买和用坏的30多个奶瓶,50多个奶嘴,家里的花销一下子大得惊人。省内的一家乳制品企业主动提出,供应四胞胎的奶粉直到其成年。

  奶粉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但生完孩子之后,家里的劳动力只剩王华军一个人,且自打孙艳梅怀孕,他冬天再也没办法离开家,独自去林场打工。

  最怕的是孩子生病,同样的病,4个孩子每每得轮流生一次。第一年年底,单在村诊所的结账,就有3000多元,相当于夫妻俩当时一年的收入。王华军只得开始生平第一次借债,对象是在日本打工的妹妹。

  回家的时候正值寒冬腊月,农家的房间里,除了炕头是热的,头顶上的空气都透着冰冷。4个娃娃被冻得哇哇直哭。王华军只好用两床棉被把他们严实地裹起来。

  担心来回起身掀被子冻着孩子,王华军当父亲的第一年是打地铺度过的。不过,他真实睡在地上的时间并不长,4个孩子不停地哭、尿,按住了葫芦浮起瓢,让夫妻俩不得安生。

  “白天在地里干活儿,两条腿都打晃。”想起那种滋味,王华军五官都皱到了一起。他还不到50,头发已经灰白,薄薄覆盖在头皮上。“让他们给我整的,我现在一看着那么大的小孩就头疼。”

  “那几年可烦人了,一个哭都跟着哭,吱哇乱叫。”46岁的孙艳梅回忆起初为人母的前几年,忍不住“嘿嘿”苦笑了几声。

  体格一直很健硕的孙艳梅,生完孩子后身体再没好起来。头半个月里,她一直在发烧,裹在被子里依然感觉浑身发冷。

  怀孕期间她的脏器受到严重挤压,肋骨也被撑得外扩变形,身体总是不自觉地后仰,没办法支撑身子给孩子们喂奶。

  孩子慢慢会爬了,孙艳梅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白天家里只有她自己侍弄4个孩子,做饭、上厕所都需要趁着孩子睡着的空档抓紧完成。她常常在看着孩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打盹,然后再被孩子的哭声惊醒,一个不留神,孩子从炕上跌下去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王华军找来木工,在炕边儿打了一排木栅栏,把几个孩子“圈养”了起来。

  眼看着小两口的忙乱,孩子的奶奶把两个孙子接到身边抚养。后来因为老二不吃母乳就会拉肚子,只好把老二送回来,换了老三。

  老二小时候身体比较弱,在家待了半个多月就开始发高烧,后来又转成肺炎。农村医疗条件差,夫妻俩只好又把孩子送到了妇产医院,因为家里离不开人,老二被“寄存”在那里治病,直到好了才接回来。

  “那会儿一有毛病就送妇产医院,我也不管就回来了。那个时候的医院办公室主任挺好的。俺们家老大还抽过他的血呢。”王华军说,“好像说是给小孩输血,病好得快。”

  说起妇产医院当年的照顾,王华军直到现在依然充满了感激。孙艳梅住院期间,夫妇俩身上带的钱很快花完了,剩余的住院费和手术费,医院考虑到他们的情况都没有收。四胞胎回家后,妇产医院还派医生给孩子们做了次免费体检,赠送了一些儿童用品和玩具。

  为了表达感激,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王华军就把给孩子起名的权利交给了医院。最终,在一个媒体人的提议下,按“妇产医院”的谐音,4个孩子按长幼,依次取名为王富、王毅、王婵、王苑。

  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老四是女孩。因为是异卵多胞,4个孩子长得各不相同,性格也挺不一样。

  “老大最淘,小时候喜欢趟水、摸鱼。老二性格最像我,他脑瓜好使。老三小时候最爱哭,哭起来小脸儿黑红黑红的。老四最有主意,能撺掇事儿,那几个都听她的。”黑瘦的王华军总结道。

  孩子会跑会跳以后,孙艳梅开始到地里帮王华军干活。4个孩子常常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看门的黄狗抱到炕上玩耍,然后给她留下满炕的屎尿,和4套脏衣服。

  夫妇俩对孩子有点儿娇惯,上初中之前,孩子们很少自己洗衣服。初中住校后,每个月回家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背回来些“大件儿”给孙艳梅。王毅还曾经闹过“一条床单在水房泡一个月”的笑话,“发现的时候都泡臭了”。

  零用钱不够的时候,老二老四常常撺掇老大老三去管奶奶要,奶奶疼这两个在她身边带过的孩子。孩子们一句“等我考上大学一定报答您”,就能把老人家哄得直乐。

  被围观的生活

  “我不愿接受媒体(采访),我也不会说。真是,咱有啥的啊,就是种地的。有些人就不,他们老觉得俺家4个孩子怎么怎么的,想太多了。”王华军说。

  用他的话说,媒体来了,可能就为了拍张照片,完成任务就走。但他们还要继续生活在村子里,关于他们一家的闲话已经太多了。

  孩子刚生下那会儿,关于社会各界关注四胞胎一家的新闻铺天盖地,村里人都知道这家人收到了捐款。有人猜测:王华军一定借孩子发了笔大财。

  “妇产医院扣除了医药费,我最后就收到了九千。这不是嘛!”王华军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上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捐款的年份、单位和金额。

  “有些事你没法辩解,你说了人家也不信。唉!”坐在缺了靠背的椅子上,王华军佝偻着身子,蜷起一条腿搁在胸前,用双手抱住,像一只试图缩回壳里的蜗牛。

  最让这个男人窝火的是,哈尔滨有一个给孙艳梅开过药的中医,在四胞胎出生后打出广告,贴出他和孙艳梅的照片,说他们夫妇俩结婚多年不孕不育,是吃了她的中药后,才一举生下四胞胎。

  “我媳妇之前那个孩子没活,为了调养身体才找她抓的中药。”王华军气恼地说,当时小广告发得到处都是,结果媒体都听那位中医的,追到村里来采访,两口子又无端惹上了收钱的谣言。

  “那你咋不告她?”

  “告啥啊,她也是为了药好卖,再说咱确实在人家那看过病。”王华军搓了搓胳膊,无奈地说。

  相比王华军的隐忍,性格直爽的孙艳梅,有时会忍不住开腔辩几句。

  报户口的时候,妇联的人问她:你这是一胎养的么?不是一胎养的说啥也不能给你报。

  “可不是一胎,不然谁也不能要这些玩意,我现在也不能掐死。”孙艳梅气得够呛。

  他们家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孙艳梅从生产完落下了高血压的毛病,天一热不能下地干活儿,有人揶揄她:钱多得连活儿都不干了。王华军为了多承包几垧地,借钱买了辆拖拉机,又有人议论:吃低保还有钱买车?

  事实上,时隔将近20年,村里人都看得出来,王华军的家庭条件并没发生什么变化。

  一家六口居住的,还是那间有4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屋里的墙皮已经开始脱落,水泥地面和灶台却被孙艳梅擦拭得发亮。

  那台被人说三道四的拖拉机,王华军也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向亲戚借钱买的。他们家原先只有一辆俗称“蚂蚱子”的小手扶拖拉机,遇上泥泞就走不了道,开起来还挺危险,他曾经被甩出去过。

  有一年秋天下霜早,夫妻俩每天天不亮就打着手电,走十几里山路,到山那头的地里抢收倭瓜。“就我两人,地一泞蚂蚱子就出不来。我俩只能从地里一点儿点儿往外扒。”

  新拖拉机大部分路面都能用,但王华军还是觉得肉疼:这么一个车头就要4万啊。

  1998年,一个北京做影视的老板曾想要资助他们全家——让孩子到北京上学,王华军夫妇在影视公司打工。为了孩子,王华军夫妇寻思试试看。结果,一家六口在北京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决定回东北老家。

  王华军说,那位董事长是个好人,是真心想帮忙。但让4个农村孩子在北京上学哪儿有那么容易,人家公司也不缺人,不好在那里白吃白住。

  “咱是农村人,享受不了那里。人情世故也做不了那么理想。”他说,“农村家再破也是家。咱们自己慢慢整吧。”

  这些事夫妇俩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起,他们不想给孩子们带来压力。

  然而四胞胎的标签还是让孩子们感觉到负担。自打去海林林业局一中读书,换了新环境的4个孩子就拒绝再穿同样的衣服。

  “我上了大学,绝对不让人知道我是四胞胎。”性格耿直的王苑带着点儿情绪说道。

  他们的每一个成长节点都被人关注,4个孩子对媒体已经从小时候的好奇,变成了现如今的反感。

  高一军训的时候,电视台又来拍他们。王苑干脆把帽檐压低,任谁也别想拍到她的正脸。

  高考之前,媒体来跟拍他们从家到考场的全过程,结果她全程躲在哥哥姐姐后面,刚一到学校,就一头扎进人堆里不出来。记者只好抓住老二王毅,让他讲两句。

  事实上,这些年来,除了高考这样的“大事儿”,持续关注这家人的媒体已经寥寥无几。曾经那阵跟踪报道的狂热,在消退的同时,也带走了与之相关的承诺。

  曾经表示为四胞胎提供奶制品直到18岁的那家企业,最终只坚持了两年多。曾经对着镜头,承诺孩子多了政府会帮助抚养的一位海林市领导,在镜头之外,再没有过问过这个家庭的情况。而妇产医院的领导也已经换了几届,对待这个农民家庭的态度显得有些疏远。

  孙艳梅曾经去村妇联,想问问国家对多胞胎有没有啥补助政策。人家抢白她:没有政策,你养4个咋还养出功来了?

  “咱就去问问,又不是管你要钱,这让人扒扯一通!”

  从那以后,孙艳梅和王华军打定主意:以后咱谁也不用,就凭咱自个儿,谁让咱自个儿养的。咱挣干的吃干的,挣稀的吃稀的。

  学习这件大事

  因为自己家养了4个孩子,王华军从来不跟别人比什么。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孩子们的学习。

  王华军上高中的时候,成绩不错,他参加过高考,只差5分没考上大学。他一直挺后悔,当时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大部分在海林市里混得不错,“这个长,那个长的,出门都开着小汽车,还有当律师的”。对比自己的境况,他后来很少参加同学聚会了。

  四兄妹被海林林业局一中接收后, 王华军担心农村孩子基础不行。他找木头钉了块小板,刷上黑漆,又在村大队装修房子扔掉的废物堆里,捡了一大盒彩色粉笔。

  等孩子们放暑假回来,王华军自家的小课堂就开始了。

  他蹲在地上讲,孩子们趴在炕上听。主要讲下个学期要学的数学,顺带着辅导一些英语语法。讲完例题王华军还会出题给孩子们做,然后挨个检查。

  “最怕他给俺们上课。”“做题做不出来就得挨打。”“俺们都希望赶紧到中午,好去我奶家吃饭。”孩子们龇牙咧嘴地回忆道。

  “王富被打的次数最多。”老四王苑还不忘揭短。这个家庭小课堂持续了3年,孩子们上高中以后,王华军也辅导不了了。

  孩子们在“对付”老爸上很有默契。上小学时,只要考试没考好,王华军问起来,4个孩子永远口径一致,只说名次,不说分数。

  “农村小孩学习都不咋好,名次肯定比分儿好听。”比较外向的王毅嘿嘿地笑着说。

  上了高中,家里只有王苑读文科,王华军在屋里的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

  “我说地理什么的有些很好整,你一闭上眼睛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不就在你的脑子里么?中国铁路走什么线,黄河经过哪几个省,不都在脑子里装着么?我现在都在脑子里,一说哪个省省会不都在脑子里么?”

  “我说你们学习不好是你脑子里没有。他们不行!现在这孩子不行,一点儿压力没有!”王华军无奈地摆了摆手。

  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几个孩子喜欢看动画片。王华军却总想让他们看新闻,了解点儿时事。他还推荐了一个节目《海峡两岸》,但几个孩子对这个节目并不感冒,放假的时候依旧占着电视看动画片,王华军也就没再坚持。

  四兄妹在村里的新民学校念完了小学。农村学校没啥师资力量,王毅记得,一个老师能教好几门课,教音乐的还教数学,教体育的也教英语。村里面的家庭,但凡有点儿能力,都把孩子送去海林市里读书。到四胞胎快要小学毕业的时候,包括他们4个在内,只剩9个学生准备在新民学校继续念初中。

  村里人念叨:他们家4个孩子,估计是只能在新民继续念书了。王华军听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跟孙艳梅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送到海林去读。“窝在村里就废了。”

  2004年,江苏电视台曾在南京举办过一个多胞胎的晚会。王华军形容当时的场面:来了好些人,还有挺多明星,胡兵、吴若甫什么的都来了。

  那次活动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多胞胎家庭,他们一家第一次知道,原来四胞胎家庭这么多。但对比之下,王华军有点儿难过。

  “人家的四胞胎,多数是城里的,农村的也是条件不错那种,家里从小儿就培养,学点儿才艺啥的。那小孩一看就参加过挺多节目,都可会说了。”后来在演艺圈小有名气的“南京四小凤”也参加了那次活动,还表演了节目,挺出彩。

  这些王华军都觉得不算啥,最让他难受的是,主持人把话筒递过来,让每个家庭的小朋友说说自己的理想,人家的小孩都很会说,有的想当歌唱家,有的想当科学家。

  “话筒递给俺家老大,他给我崩出来一句:长大想种苞米,种黄豆。哎呀给我这心里气得!”他打定主意,无论如何得让孩子好好学习,走出去,多见见世面。

  那次的南京之行,并没让孩子们长很多见识。最后一天,活动方给每个家庭1000块钱,让他们自己在南京转转。王华军说,去一趟中山陵,俺们家6个人,1000块钱就快没了。后来就去夫子庙,一个人30块钱。海底世界转一圈得七八百,也没去成。

  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肯德基,也没进去吃,只是在门口拍了张照片。

  上初中的时候,海林市林业局一中破格接纳了这个非林业系统家庭的4个孩子,不仅免去了所有的学杂费,每年还给贫困补助。

  王华军觉得学校照顾太多,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校长曾提出学校食堂让4个孩子免费吃饭,被他谢绝了。

  “学校帮太多了,咱不能再那样,那不赖上人家了吗?”比较了附近“小饭桌”的价钱,他给孩子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让孩子们自己做饭,孙艳梅隔三差五过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

  孩子高考之前,在家顶多干点儿家务。老大扫地,老二擦炕,姐俩洗碗,是从小学开始的固定分工。王华军夫妇从没让他们干过农活儿。

  然而对于种地的不易,孩子们并非一无所知。

  老二王毅记得,在他们上小学的时候,赶上抢农时,爸妈早上3点多就出去割黄豆。那个时间天气凉快,等太阳出来,天一热,黄豆就会炸开。

  这个相貌挺好看的少年还隐约记得,有一年,因为下霜早,苞米都“绿棒子”了,爸爸只能把不成样子的苞米,以几毛钱的价格贱卖给酿酒的人。

  王华军每个月给4个孩子各500元生活费。这笔2000元的固定支出后来不得不慢慢加大,“这帮熊孩子,原来给500还有剩余,后来给500花500,给600花600”。

  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时不时打电话给住校的孩子们,告诉他们:钱不够了就跟家里说。

  为了筹钱,他每年冬天都去林场里打工。王华军打的工,当地俗称“放套子”,就是把林场采伐下来的木材,用牛拉爬犁的方式,从山上运到山下卡车可以通行的地方。林场会按照立方米数计算工钱。

  “一(立方)米的木头有2000多斤”,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有几十块,工资随距离远近和木头的种类,也会有点儿浮动,但大体差不多。

  不少年轻时跟他一起“放套子”的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不干了:干活儿的地点都是在没有人烟的山沟里,方位感不强的人很容易迷路。

  王华军虽然常常自嘲:爹妈都这样,孩子能精到哪儿去?也常常数落孩子们“完蛋”、“学习不好”。但只要孩子们想继续读书,他就继续供。

  4个孩子都挺奔劲儿的。王富和王苑成绩稍微差一点儿,教过他们的老师说,那是因为基础太差,可孩子没放弃,一直认真地学。

  “他们自己也知道咱这家庭,你爹就这么一个脑袋能赚多少钱。俺们也不比。俺们也这样事儿了,也尽力了。”孙艳梅说。

  王毅和王婵在重点班,班主任去过他们租住的房子,发现只有两个女孩有桌子学习,王富和王毅都趴在床上写作业,说已经习惯了。

  兄妹四人几乎一直是各学各的。王富曾问过妹妹王婵一道数学题,小姑娘继承了爸爸的数学天赋,也继承了妈妈的直脾气,讲一次看哥哥没听懂,就没好气儿讲第二遍。打那以后,王富再没问过她题。

  他们以“出生时间”没差几分钟为理由,从不以兄妹相称,而是直呼其名。但王富还是很有“大哥”的责任感,高中3年,几乎都是他给弟弟妹妹们做饭。孙艳梅常说:俺家那几个,有啥脏活儿累活儿,都爱指使他哥。

  干家务影响学习,但王富在高考前告诉班主任:只要王毅和王婵能考好就行。

  王华军在王毅身上倾注了最多期望,他觉得这孩子从长相、性格到头脑,都很像当年的自己。

  王毅说,他是4个人当中唯一补过几天课的。中考前,因为他英语实在太差,爸爸掏了200块钱,请老师给他补了几节课。结果,中考时他的英语成绩,比平时涨了30多分。

  但这次高考王毅没发挥出正常水平。这是王华军最大的遗憾。“人王婵考前能学到半夜,他早早就睡了,你说气不气人?”沉默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说,也怪咱做父母的,没法守着孩子学习。

  “有时候我就寻思,你们既然来到这样一个家庭,你好好争争行不行。就这个命,这家不行你别来呀。唉!”王华军红了眼眶。

  他念叨,说啥也会把孩子供到大学毕业。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就希望孩子能替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南京的时候,主办方邀请每个家庭都在白马公园里种下一颗小树,并挂上铭牌,用锁头锁住。那把锁的钥匙,至今仍被王华军好好地保存着。

  10年前,这个父亲曾在那里默默锁住自己的誓言:再苦,也要让孩子走出去。他希望将来有一天,4个孩子能够再到那棵树下看看,亲手把锁打开。(张莹)

初审编辑:赫洋
责任编辑:刘宇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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