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狱十年，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十年来，身不自由，思考却没有停止。

　　近年来的各种冤案从张高平嘴里说出来，像是他自己的故事。在监狱里，他一直关心各地发生的冤案，多年的研究，让他嘴里偶尔蹦出来的话，富有哲理。

　　在再审的法庭上，张高平说：“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在宣判当天，家人专门给他和张辉带了两套全新的衣服，洗个澡，去去晦气。张高平换上新衣服，很合身，他说这是女儿给他买的，但其实自己并不信这个。

　　拿到无罪判决书那一刻，他没哭，“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本报记者周喜丰实习生刘沪真浙江杭州报道

　　“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

　　潇湘晨报：终于走出了监狱，是什么心情？张高平：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会来的。如果没有枪毙掉我，我就去找勾海峰的家属，我知道DNA可以通过家属鉴定。虽然我能出来很高兴，但是我还是有顾虑的，我都49岁了，我不知道回去做什么事情，怎么生活，我身体也不行了，一天到晚耳鸣，眼睛老花，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潇湘晨报：拿到无罪判决书，哭了吗？

　　张高平：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

　　潇湘晨报：听说你被判刑以后，你的妻子跟你离婚了？

　　张高平：是的，那时她24岁，还怀了4个月身孕。高院判决书下达以后，她就来监狱（跟我签字）离婚了，孩子也没了。

　　潇湘晨报：出来后，会跟她联系吗？

　　张高平：我会寄一封无罪判决书给她，见不见无所谓，我不会打扰她。我理解她的，她那时还年轻，我知道自己这个案子很麻烦。我寄无罪判决书给她，也让她在外面好做人，免得人家说闲话。

　　潇湘晨报：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你现在会是什么状况？

　　张高平：我当时在帮一个电缆厂运货，那时候一年的业务就有几十万，不管大货小货都找我一个人，（我被抓以后）厂里的业务给人家做了，现在人家都买了七八辆车了。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在监狱里，我只关心法律案件。

　　“如果他们重视，2005年就可以把我放了”

　　潇湘晨报：你一直不愿意减刑是吧？

　　张高平：我没法减刑。我一天刑都没减，（因为）我没犯罪。

　　潇湘晨报：即使有冤情，像你这么硬气的还是很少的。

　　张高平：我2005年就在电视上看到勾海峰了，我跟警官反映，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反而把我调到新疆的监狱了，把勾海峰枪毙掉了。我在新疆又向警官反映，一女警官说：“张高平啊，人家都把你办成铁案了。”我说：“是他们人为把我办成铁案，不是我犯下铁案的。”他们没人管，但我还是不停喊冤。

　　2008年，那个灭门惨案的（被告人）马廷新被无罪释放时，我当时就拿去给警官看，对他说：“这个袁连芳跟我们判决书上的袁连芳是一模一样的，能不能让我把这个寄回家去，给我哥哥嫂子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他说：“中国这么大，十几亿人口，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我说：“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但我是亲身经历，没那么巧合，同是牢头狱霸逼人抄（认罪材料）的，我虽没见过袁连芳，袁连芳是威胁张辉那边的，但我开庭时也听张辉说他是牢头狱霸逼着他抄的。”我都拿了个信封，还贴了5张邮票，可他们还是没有给我寄，但是他们跟驻监检察官张飚说了，张飚很重视。

　　潇湘晨报：后来呢？

　　张高平：来了三个人询问我，搞了半天，最后说，我不认罪，把我弄到严管队去。我在严管队还是不认错。有一天，监狱长对我说要把我单独禁闭3个月，但1个月后，有一天我在训练，监狱长对副监狱长说把我放出来，我心里就觉得张检察官肯定查出点名堂了。

　　潇湘晨报：你认为你本来2005年就可以出来的？

　　张高平：2005年我就认定是勾海峰了，如果他们重视，那时候就可以把我放了。我看到勾海峰杀死女大学生吴晶晶的那个案子，杀人地点在江干区下沙，我们带的那个女孩王某当时下车的地方也是江干区，而且作案手法很像，我就怀疑是他。我叫我哥哥去问问律师，当时说是没有勾海峰的卷宗，公安看不到，就把我调到新疆去了。

　　潇湘晨报：你不认罪其实要多受很多苦。张高平：他们打到我受不了了，我认罪，等他们走了，我恢复过来，我就说不是我们干的。我脑子里（强奸）这个念头都没有，我在石河子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就是有这个想法，都会认罪。

　　“要是刑满之后没被平反，我不会回家”

　　潇湘晨报：在监狱里，你要做些什么劳动？张高平：扫地，给干部倒茶、拿凳子。别人开始修水利，干体力活，很苦的。要我干，我说我不干，这本身就不是我的义务。

　　潇湘晨报：你在里面都学了些什么法律？张高平：没学什么。法律我是不懂的，但我知道我没犯罪。这强奸杀人的事，小孩都知道是犯罪的。

　　潇湘晨报：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跟其他冤案有不一样的地方？

　　张高平：我觉得比他们更冤，因为我们是做好事，本来就想放（王某）在杭州外环线就不管她了，我看她是个小女孩，不放心，才送她（到目的地）的。南京那个扶老太婆的案子（彭宇案）没我们惨呢。还有广州那个许霆案，一开始判无期，后来又一个云南许霆案。我在监狱里，我就关心这些。

　　潇湘晨报：袁连芳作伪证害了你们，但他自己却被减刑了，如果让你做线人，可以为你减刑，你会答应么？

　　张高平：我不会干这种害人的事情，哪怕立即放我回家我也不会。他们说只要我把犯罪事实写下来，就给我减刑20个月，我都不要。还让我写认罪悔过书，写因自己的犯罪给社会造成危害，给受害人家属和自己家庭带来沉重打击。我不会写的，这样子放我回家我都没脸，我宁可死在监狱里。

　　潇湘晨报：你身上还能看得见伤痕吗？张高平：这里，这里，这里（胳膊上还有疤）。我站在那里想睡觉，他们就用烟头烫。他们还在我鼻子里插烟，往我鼻孔里灌矿泉水，这是最难受的。还有用毛巾沾上肥皂水往我眼睛里放，也受不了。

　　潇湘晨报：如果你没有无罪释放，而是坐满15年出来，你如何面对生活？

　　张高平：坐满了之后我不会回家，我跟我大哥说，平反了就回家，如果不平反，就到北京去。我也不会去说什么杀这个法官，杀那个法官，我也没有这个本事，我把遗书写好，然后去自杀。如果15年刑满之后，还没平反，我就走这样一条路。反正我不回家。

　　“以后还是会开车带人，但会记住出租车车牌号”

　　潇湘晨报：回家后，家里会准备什么？张高平：他们说会准备酒席的。我说不需要，不要浪费钱。我在外面开大货车的时候，他们还在家骑着摩托车。现在，他们七八十万的小车都买起来了。

　　潇湘晨报：可能还有人不太相信你们是被无罪释放的，回去之后怎么和村子里的人相处？

　　张高平：我这人度量大。无罪判决书，你还不相信吗？谁都相信公检法，也不相信你自己说自己没罪。我能理解他们，我不会记恨他们。这段时间，我在牢里看《做人的心计》，做人要给人家留余地，就等于也给自己留余地。

　　潇湘晨报：那你以后还会做好事吗？

　　张高平：我会的，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大家都说劳改犯都不是好人，但有时我也会帮忙，反正没事，我就去帮人家把任务完成。我看到的人确实可怜，确实尽力了，任务还是完不成，我就去帮忙。如果那些人一天到晚忽悠惯了，我是不会帮忙的。

　　潇湘晨报：如果你再遇到这种事情（指有人搭便车），你还会这样做吗？

　　张高平：我会。如果是我开车带人的话，有直接的地方，我会送她坐上出租车，然后把车牌号码记下来。我以为杭州市晚上跟白天一样的，谁知道大城市还不如我们这个小地方，你看杭州余杭世纪大道上又发现一具女尸（三张扑克牌），哪有这么乱的？

　　潇湘晨报：你憎恨社会吗？

　　张高平：现在给我平反了，就没有了。我恨的是那些实施逼供、逼我抄（认罪材料）的那些人，我绝不能容忍，如果他们不叫人写好给我抄，我会这样吗？我这十年都吃尽了苦头，流干了眼泪，但是我的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

　　【新闻动态】

　　浙江高院：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

　　本报讯3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其官网就张氏叔侄案再审情况进行了介绍。

　　浙江高院称，原判认定张辉、张高平强奸的事实，主要依据两人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来定案。经再审庭审查明，公安机关审讯张辉、张高平的笔录和录像及相关证据证明，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存在对犯罪嫌疑人不在规定的羁押场所关押、审讯的情形；公安机关提供的张辉首次有罪供述的审讯录像不完整；张辉、张高平指认现场的录像镜头切换频繁，指认现场的见证人未起到见证作用；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规范、不合法。因此，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依法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浙江高院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3月26日，在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后，法院即告知他们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张辉、张高平申请国家赔偿后，浙江高院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记者周喜丰

　　记者手记

　　丢失的十年再也找不回来

　　3月27日，洗脱冤屈的张高平、张辉在家人的簇拥下，返回到安徽歙县老家。全村老少夹道迎接，张家购买了两万元的鞭炮，从村头放到村尾。

　　每一段冤狱背后，都会有一段让人感慨万千的人生转折。张家也不例外。值得庆幸的是，63岁的张高发等到了儿子和弟弟无罪释放。

　　事发那年，张高平38岁，家中老五；张辉27岁，张高发的二儿子。

　　在歙县徽城镇七川村，张高平原本是一个能人，被捕前一年，他带着张辉开着那辆解放牌大货车，来回于歙县与上海。那辆大货车花费20余万，还没来得及给张家创造多大的经济效益，因为叔侄被抓，货车停放了很久，几成废铁。后来，以6万元贱价甩卖。

　　上访九年，换成一叠叠的申诉材料、一张张的车票。张高发深深体会到人情冷暖。

　　在北京，门卫告诉他，“你找不着人，又没钱，就没希望，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牢肯定坐定了”；找律师，有的开价20万，他付不起，一度准备卖掉房子。

　　十年间，张高发散去十万家财，尽管在他看来，有的是被骗走了，“都要给钱才办事，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

　　七川村走上了征地开发的路子，而张高发如今要靠征地款来还债。他家那栋房屋，建于1993年，现在，家庭状况还不如那年，“你能够看得见的家什都是那年置办的。”张高发说。而张高平的房屋，则长年无人居住，年久失修，显得破败不堪。

　　出事后，张高平的母亲每天以泪洗面，一年住两三次院。一只眼睛哭瞎了，另一只眼睛仅有余光，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2009年5月3日，母亲去世。张高发瞒了两年多。张高平每次打电话回家，都问母亲好不好，家里人含糊应付：好。

　　后来有一次，张高平打电话，要跟母亲讲话。张高发不得不说出真相，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张高平没有哭。

　　被抓前，张辉有一个女友。他们自由恋爱，女友在深圳的服装厂打工，本来，他们准备在2003年年底结婚。

　　出事那一年，张高发还去过儿子的女友家里，尽管他知道，儿子的这桩婚姻可能泡汤了。如今，当年的女友已嫁他人，“孩子都好大了”。

　　二审判决下来，张高平的二婚妻子去了监狱，跟他离了婚。张高平很痛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如今，张高平的一双女儿（与第一个妻子所生）已经长大。但父亲的冤狱已经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大女儿张玲在中考之前，和妹妹跟着伯父张高发去了北京上访一个礼拜，回来后，又去了杭州申诉，耽误了一个多月，她的成绩原来不错。小女儿仅仅读到初二。

　　一双女儿和别人家的农村姑娘一样，成年后，汇入了打工妹的人潮之中。现年24岁的张玲已到待嫁之年，但一直没有找对象，因为父亲的事，“讲起来不好听”。

　　今年2月，春节前，张玲和妹妹去浙江乔司监狱看望了父亲。十年间，张高平没有与女儿通过电话，没有见过面，这是一种陌生的熟悉感。

　　如今，张高平、张辉叔侄俩回家了。张家人的生活将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

　　人生再次起步，只是已丢失的十年，时光不会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