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在某中部省份讲学时目睹的一个场景，定格成了高教研究学者周光礼教授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图画。

　　这是一所省属重点学校的校级职称评审，评委们要离校集中封闭评审，学校找了一辆车送，待评的人不约而同到校门口列队欢送，等评委上车时，一拥而上，给这些本是一个校园里的同事一一递上自己的名片，“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随后，周光礼教授了解到，在该校，每年一次的职称评审，这样的“欢送仪式”已经俨然成为学校的一道景观。

　　这背后，青年教师职称评选的重重压力之下，一些学校的校园生态随之发生变化，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寻租空间。顾不上好好授课、顾不上培养学生、顾不上潜心学术，为人师者终日围绕职称指挥棒转，“职称争夺战里，没有赢家”。

　　逼出来的“捷径” 

　　东北地区一所高校管理学院的赵楠教授在学校工作了近40年，他常结合自身经历，为年轻教师“授业解惑”。

　　近几年，他发现一个现象，年轻讲师问的最多的问题不再是学术上遇到的瓶颈，而是如何才能最快评上副教授？

　　赵楠说，前些年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最近几年，这个冠以“最快”字眼的问题却被问得更加频繁。

　　刚开始，赵楠总是劝诫年轻人“慢慢来”。谈得多了，赵楠有了新的发现。

　　在那些能够快速评上副教授的人身上，赵楠总结出一条规律，在职称评审的准备阶段，他们普遍“胆子很大”。

　　一个必经的环节是申报科研项目开展研究，再通过论文发表完成项目结项。

　　赵楠发现，在申报课题时，足够“胆大”的老师会将一份申报材料投向不同等级的项目，增加中标的几率。一旦申报上国家级课题，再将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小项目去申报省级以及更低级别的项目，这样就可以同时满足拥有国家级、省级不同课题的要求，“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要做的就是将项目书换个写法”。

　　在发表论文结项时，也存在“一文多结”，即通过一篇论文，挂上数个项目“阶段性成果”的名号，快速完成几个项目的结题。

　　赵楠说：“本是保证科研连续性的措施，现在越来越多异化为谋利的手段和学术不端行为，也耗尽了青年教师的心力。”

　　此前媒体一篇《论文基金标注莫玩一石三鸟》的文章可以佐证这一现象。

　　该文披露某论文发表时竟然标注了10个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震行业科研专项基金、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子课题等都尽在其列。

　　科研项目、高水平论文、专利、获奖，这些晋级路上的敲门砖本该由讲师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但压力之下，“各种捷径随之产生”。

　　华中地区一所著名高校的刘飞老师介绍，在自己的学校职称评审时，SCI论文作者和通信作者（文章的联系人）均可认同为第一作者计分，因此催生了不少“同事间的友谊”，“互挂通信作者，这样一篇论文成就了两个人”。

　　而他的大学室友任教的一所二本学校里，还有着这样的怪事——同一个课题，不断变更负责人，前面的人评上职称后让给后面的人。

　　“今天的评价标准太急功近利，违反了人才自身的发展规律。”赵楠认为，评价的指挥棒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指挥棒以数量论英雄，短期时间里，论文要几篇、项目金额要超过多少钱……青年教师就去向一个不断标准化、量化的指标靠拢，“顾不上好好授课、顾不上培养学生、顾不上潜心学术，为人师者终日围绕职称转，丢掉了对学术的尊重”。

　　在他看来，教师年轻的时候应该是积累的阶段，先厚积，才能薄发。然而现实的考量把十年磨一剑的人都毁了，十年磨一重剑，不如一年磨几把小刀，“按现在的标准，出不了陈景润”。

　　寻租空间巨大 

　　“请准备3万到4万元，于今晚到新天宾馆2408房间找刘一兵教授，晚了就送不进去了。”2012年5月，一位新浪微博网友在其微博上贴出的一张手机短信截屏图，迅速引爆湖南部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潜规则”——参审老师给评委送红包早已是惯例。

　　事实上，在职称评审涉及的所有环节，一条灰色利益链均隐现其间。

　　一位教授对于论文的产业化痛心疾首，“你去查一查，网上有多少卖论文的网站，国家级、省部级、核心、权威都明码标价”。

　　这位教授的朋友为了评职称，在一个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光版面费就花去了两万元，“这还是认识里头的人，不然还不给发”。

　　武汉大学原教师沈阳的团队进行了3年多专题研究后披露的一组数据让人震惊，评职称催生论文买卖市场火爆，“中国买卖论文已形成产业，2009年规模达10亿元”。

　　“攒书”也是一种形式。只要凑足3到5万元就可以出一本书，这就是著作，但这个著作实际的学术含金量没人关注，甚至大量充斥着文化垃圾。

　　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引人深思，一名编辑听培训课，某老编辑讲了编辑界内部的一个笑谈：“我是编辑我可耻，我给国家浪费纸。”

　　这位教授说，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只要同事不去举报，面对众多的申请者，学校也很难查出来，“没人管你论文是怎么发的，关键是发了没有，最终大家只‘笑贫’！”

　　申请课题也得“有关系”。

　　以国内某项评审为例，按程序，评审先要交材料，然后主管部门将材料寄给评议者，“这其实相当于知道评议者是谁了，有的老师就会比较积极地私下去活动”。

　　除了完成论文、课题、项目“硬指标”外，评职称还要找评委，因为评委有着绝对的权力，“你虽然合格，但评委可以认为你条件不够硬”。

　　东北一所重点高校的学工处长曹老师家的故事颇有戏剧性，一年前“少根弦”的经历让他后悔至今。

　　去年年中，同校教学岗位的爱人评副教授，认为她条件足够，曹老师就没有找评委，结果不仅没评上，还被几个熟悉的评委批评，“当领导瞧不起人，招呼都不打，还以为你们家不在乎呢！”

　　赵楠介绍，评选副教授一般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组成评审组。经过院内答辩后，在学校层面进行再次评审，部属高校评审权已经下放，省属高校最后还需报送省级教育部门。为了保证公平，评委名单在评审前一天下午才会公布。

　　“评审前，他们就在猜测谁可能是评委。”赵楠表示，由此迅速展开的“活动对象”包括：学院领导，在院里有权威的教授，甚至涉及可能退休但还有影响力的教授，“因为他的学生可能是评委”。

　　赵楠教授透露，怎样感谢因人、因经济能力而异，“副教授评选花3到5万元是普遍的行情”。

　　他同时表示，送钱的风险太大，近几年这样的现象听说的少了，现在大家更看重平时的关系和日后的表现，是长期的利益捆绑，“比如逢年过节要表示一下，平时有项目都要想着人家，如果以后人家评院长需要选票时你要冲在前面拉票”。

　　武汉一所高校30岁的讲师刘强说，面对生活压力和学术道德的双重拷问，周围很多同事充满了纠结，“试想一下，如果周围的人都通过花钱找关系，只有你拒绝，自恃清高，只会受人鄙夷是你自己傻”。

　　他也理解一些人的选择，“从投资学的角度考虑，投入一年就回来了，还终身受益，这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刘强坦承自己此前一直坚信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但也听说过无数最终“悔恨”失败的案例。

　　一年后，刘强也有资格评副教授了，他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多久，“国家的未来靠我们，我们的未来靠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