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典型的赤脚医生形象。（黄欣提供/FOTOE）

　　上世纪60年代，广东开始大规模培养农村半农半医医务人员。这是赤脚医生接受培训的场景。（周泽明提供/FOTOE）

　　赤脚医生在制作中药。（周泽明提供/FOTOE）

　　一度几乎承担了乡村预防保健全部工作

　　学习手册曾被译为50种语言全球出版

　　“在工作中，自己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想起了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想起了贫下中农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我就决心迎着困难上……不管是寒风刺骨的冬天或是烈日炎炎的暑天，不管是风雨交加的雨天，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只要有人叫出诊，自己把药箱一背就赶到病人家里。”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一期《新医学通讯》上刊登的一篇新闻稿，主人公是当年从化木棉大队一位姓谢的赤脚医生。对今天的年轻一辈来说，“想起了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想起了贫下中农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之类的表达方式实在是过于遥远和陌生，但成千上万像该文作者那样奔忙于乡间的赤脚医生却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记忆。这个一度承担了乡村防疫保健全部工作的群体，还曾获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刷新这份独特的时代记忆吧。

　　采写/记者王月华

　　历史渊源

　　郎中走四方 平价才有人帮衬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数百年间，一个活跃于四邻八乡，学名“草泽铃医”，俗称“走方郎中”的群体与赤脚医生还真有一点渊源。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乡间的医疗资源都是极为稀缺的，广州周边的四邻八乡自然也不例外。记者之前曾写过百多年前广州多家善堂施医赠药的故事，但服务对象大多限于城内，对远在乡村的诸多病患，善堂显然有心无力。官方的医疗救助则更加欠缺，就算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崇尚西方科学的精英掀起了一股乡村建设运动，掌握了一定现代医疗知识的保健员开始零星出现在乡间，但他们一来数量太少，二来过于摩登，对百姓影响有限，在乡间病患生活里唱主角的，还是“负笈行医”的走方郎中。

　　在两百年前的外销画里，走方郎中的形象是这样的：他们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胳膊肘里系着药袋，一手举着幌子，一手摇着铃铛。当时，他们的地位十分卑贱，要想通过官方资料获知其确切数量，不是那么容易，但翻一翻老照片，街头巷尾号称“包治百病”的郎中摊档四处可见。城内尚且如此之多，周边乡村的郎中想必也不会少。

　　当时行医是不需要任何执照的，长期中不了举、转而看了几本医书的穷秀才，有着或真或假“祖传秘方”的混混，久病成医的平民，或者从某个和尚老道那里学了“奇技”的江湖术士，全都可以加入走方郎中的行列，反正那时医疗条件落后，患者一病而亡是很平常的事情。

　　入行虽易，但走方郎中还是要看重口碑的，“贱、验、便”是其用药的黄金准则，按照两百年前的一代名医赵学敏的说法，走方郎中“药物不能取贵”，乡下人大多贫困，药价一高就没人帮衬；药效最好立竿见影，这样才能打动乡民，所用草药应“山林僻邑仓卒即有”。赵学敏还说，能守“贱、验、便”三字之要者，就算得上是走方郎中的杰出代表了。这些摇着串铃的走方郎中搭起了乡间脆弱、但聊胜于无的医疗卫生网络。

　　工作肖像

　　根红苗正 医学知识靠速成

　　半农半医 平常也要挣工分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时，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一个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钱信忠等人，提出在农村培训卫生员的构想，他说：“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毛泽东作出这一指示后，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推开，广东也不例外。

　　大队选拔赤脚医生

　　贫下中农子女优先

　　赤脚医生的称谓，正是由这个群体“半医半农”的身份而来。当时，每个大队推举的赤脚医生都必须根红苗正，且贫下中农子女优先。据统计，至上世纪70年代，广州共有2万多个大队推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占大队总数的97%，规模庞大。

　　这些赤脚医生往往先到县里的卫生院接受短期培训，然后返回原来的生产大队工作。短短几个月的所学毕竟有限，何况这些人学历本来不高，很难消化复杂的医学知识，所以，他们有专门的教材——以介绍防治农村常见病为主的《赤脚医生手册》。据学者张扬、朱慧敏所述，它在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不仅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老百姓也喜欢买来学习保健防病。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专门将它翻译成50种文字出版，在全球发行。

　　银针草药很少离身

　　病人一叫火速出诊

　　赤脚医生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发行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期《新医药通讯》杂志刊登了从化神岗公社木棉大队一名谢姓赤脚医生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在工作中，自己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想起了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想起了贫下中农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决心迎着困难上……不管是寒风刺骨的冬天或是烈日炎炎的暑天，不管是风雨交加的雨天，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只要有人叫出诊，自己把药箱一背就赶到病人家里。”字里行间的坚持，让人敬佩。

　　由于经费所限，国家要求赤脚医生尽量多用“一把草，一根针”来治病，这位谢姓医生说他“经常向老药农、老贫农请教，还把上山采药作为学习的好机会……坚持使用中西结合治疗病人，使每张处方保持在三角钱左右。”

　　那报酬又该怎么算呢？原来，他们也是要挣工分的。按照上世纪60年代广东省的规定，不脱产的卫生员，每天早、中、晚给村民看病的，可以补助一到两个工分；半脱产的卫生员，每天可补助五六个工分；全脱产的卫生员，每天可补助十来个工分。一般一个工分的价值会在0.2元~0.5元之间，而每天补助10个工分，在生产队里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

　　治病疗效不容质疑

　　医学交流缺乏根基

　　然而，在看到赤脚医生对农村医疗服务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个年代“政治挂帅”带来的伤害，就算在赤脚医生阐述医疗经验的文章里，你都可以闻到“阶级斗争为纲”带来的浓浓火药味，如果有人对赤脚医生的疗效产生质疑，很可能会被解读为阶级仇恨。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之下，还能进行真诚有效的医学交流。 我不得发出一声叹息，但愿我们能够发扬他们身上的敬业精神，但永远不要重复他们的经历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