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漫长的打假行动

　　“如果申请不到资助项目，我可能不再专职打假了。”

　　2010年12月，河南郑州的李英杰创办了药品安全倡导联盟。两年时间里，这个专打乙肝治疗虚假广告的民间公益组织，向多地卫生、工商、通信管理部门，举报虚假广告255次，成为不少乙肝患者的维权依靠。

　　由于违法广告举报奖励办法的缺位，该组织一直依赖零星的民间公益组织和个人资助勉强运行，4名兼职志愿者只象征性地领取少量补贴，李英杰与另一名专职人员每月收入仅2000多元。

　　而令李英杰忧虑的，远不止是运转资金的捉襟见肘。

　　2011年11月，根据一位乙肝病毒携带者提供的线索，李英杰发现，某网站宣称“911生物疫苗疗法治乙肝”、“40天～60天确保康复”，网站注明的版权所有人是武汉东方肝泰肝病医院。同年12月4日，他向武汉市工商局寄出挂号信，实名举报该院违法发布虚假医疗广告。

　　学法律出身的李英杰明白，依照行政处罚程序，工商部门应在收到举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15个工作日；一般案件应自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的可延长30日，案情特别复杂的还可继续延期；对于是否立案，处理结果如何，工商部门都应告知举报人。

　　但直到2012年4月，他寄出的举报信依然杳无音讯。

　　“办案过程太不透明，我只得申请信息公开。”1个月后，武汉市工商局作出回复，但结果令李英杰大为失望，“案子查不了，不予处罚”。

　　“我还是不死心，又申请了行政复议，请求武汉市工商局继续查办此案。6月，他们回复说，案子正由该局汉阳分局查办。”

　　今年1月，李英杰6个多月的漫长等待依然无果，他遂以武汉市工商局汉阳分局行政不作为为由，向汉阳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在当月23日的法庭上，李英杰竟然撤诉了！

　　“汉阳分局出示了详实的证据阐述办案过程，还列举了电子证据难以获取、部门之间缺少联动、跨省办案程序复杂等实际困难。庭下调解时，法官劝我，如果想继续查这个广告，不能和工商局闹僵。”

　　庭审结束后，李英杰又向汉阳分局提供了一份证据——武汉东方肝泰肝病医院的病历上印有那个网站的网址，这足以证明医院和网站的关系。而迄今为止，此案仍无处理结果。

　　石沉大海的案例还有很多。李英杰说，药品安全倡导联盟的255次举报，只有一半收到了回复，而其中仅三四例追究到底，关了网站，删了广告；绝大多数只是责令整改，一罚了事，违法广告依旧照常发布。

　　“去年8月，我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向法院起诉石家庄、长沙、济南、南昌4市的工商部门，法院都没立案。”李英杰坦言，长此以往，他和同伴们的打假热情难免会减退。

　　■微博倡议随手曝光

　　“上传疑似虚假医药广告的视频或照片，转发此类微博并评论，有能力者可对疑似虚假广告进行鉴别核实。”3月1日，微博上刮起一场曝光虚假医药广告的旋风。短短两周，相关主题的微博在新浪、腾讯、搜狐等微博平台被转发逾万次。

　　“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慢性病患者和没有甄别能力的老年人，不仅要承受经济上的损失，更可能贻误病情，危及生命。”此次活动发起人之一、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说，2012年平安夜当晚，联想到虚假医药广告泛滥成灾，他顿感“平安夜不平安”，决定要担负起公民责任。一个“随手曝光虚假医药广告”的倡议旋即在新浪微博发出。

　　很快，在庄一强的呼吁下，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加入了这场打假行动。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教授余可谊、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与他一起，成为3月1日倡议网友“签名支持”活动的发起人。

　　“被网友曝光在某地方台做虚假广告后，一位央视主持人给我发私信说，他已要求撤下虚假广告；一位新疆的片警告诉我，他们派出所正在布置清除社区内的虚假小广告……”

　　对于活动产生的影响力，庄一强表示认可。但他同时坦言，这与其预期目标依然相差甚远，因为，与不计其数的虚假医药广告相比，曝光活动的评论量和转发量仅如沧海一粟。

　　“有一天，余可谊为活动忙到深夜十二点半才休息，第二天一早还要做手术；活动发起之初，我两天只睡了两个小时……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每个公民都应扪心自问，能为打击虚假医药广告做些什么，医卫界人士尤其应该站出来！”

　　唤醒公民意识只是活动的第一阶段目标。

　　庄一强说，2月3日，在其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张遇升博士指导下，该校6名学生对从国家图书馆、北京3个书报亭、浙江省诸暨市3个书报亭选取的287份报纸进行分析，梳理出所有疑似虚假医药广告的版面、图片、违法宣传语和涉及病症。今后，他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对虚假医药广告的发布情况进行分类、整理，而这无疑需要有良知的媒体提供支持。

　　“一些较难辨别的疑似虚假广告，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调查、取证；曝光疑似虚假广告，或许会面临被广告主或媒体起诉的风险；而容易受骗的老人往往不上微博，我们该如何扩大影响力？”余可谊说。

　　■民间打假欲倒逼政府

　　“民间打假终究是政府监管的补充。我们唤醒公民意识，形成社会舆论，最终是为倒逼政府，卫生、药监、工商、新闻出版、广电5个相关部门履行起监管职责。”庄一强建言。

　　现行《广告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凡发布虚假广告的广告主，负有责任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被监督检查机关没收广告费，并处广告费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但多位相关人士认为，相对于发布虚假广告所产生的暴利，此种处罚力度实不足以震慑违法者。

　　“监管部门应该对虚假医药广告零容忍，将违法者罚个倾家荡产，让其坐牢。”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长海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邹大进不愿再目睹，一些病人服用邮购的假药或保健品，出现肾功能衰竭、高血糖昏迷，家属哭天喊地，投诉无门。

　　而打假第一人王海说，“实际上，刑法中有虚假广告罪，只是一直没有发挥作用。他还建议，国家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罚款分利制度，对公众举报虚假广告实施利益驱动。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刘林清则认为，完善法律固然必要，但虚假医药广告盛行的症结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部分广告主、媒体、监管部门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

　　此外，他认为，医药广告由工商部门查处，但对这类广告的鉴别涉及许多专业内容，需要卫生、药监部门协助来做。在这个过程中，部门之间应避免出现衔接不力。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斌提出：“医疗工作不是商品，药品是特殊商品，不能用广告的形式进行宣传。在目前医药广告处理失控状态下，全面禁止医药广告势在必行。”

　　余可谊看重的则是医学科普。他认为，总体而言，我国针对医疗、药品的科普力度不够，公民缺乏健康知识，给虚假医药广告提供了可乘之机。他建议，国家级媒体应建立一个专业的健康频道，向公众普及权威资讯。同时，政府、学校应多培养专业的医学科普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