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近期举行的限制公司高管薪酬的全民公投折戟，瑞士的公司高管可以长舒一口气。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高管看来，这一将高管年薪限制在最低收入员工12倍以内的动议着实好笑，因为美国一些高管的天价年薪已经超过一线员工的1200倍，山姆大叔正朝着“万倍薪差”时代迈进。

　　美国经管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高管的薪酬上限不应超过普通员工的20倍。倘若德鲁克还在世的话，恐怕会对现实感到痛心。美国早已进入百倍薪差时代，一些公司甚至已迈进千倍薪差时代。根据美国劳联-产联的数据，2012年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中327家大型公司CEO的平均薪酬超过1225万美元，是一线员工的354倍。数据还显示，2012年美国CEO和员工的薪酬差幅冠居全球，远超过加拿大的206倍，瑞士的148倍，德国的147倍，法国的104倍，澳大利亚的93倍，英国的84倍，日本的67倍，挪威的58倍。

　　在美国，比很多其他发达国家更坚实的自由市场经济传统，税制扭曲，CEO兼任董事长的现象普遍存在，金融过度创新，竞选资金和政治裹挟，见怪不怪的“旋转门”现象都是造成美国CEO收入超越全球同侪的背后推手。

　　在美国，任何干扰市场经济和企业微观运行的举动都会遭遇来自各方面尤其是共和党的抵制，被扣上冲击就业创造等一堆罪名。目前美国的高管大部分收入来自股票奖励等非工资性收入，但是这类收入的个税税率反而低于工资性收入，自然会让CEO不对称受益。德勤的调查发现，在标普500的大型美国企业中，由非CEO人士担任独立董事长的企业仅占约两成。身兼双职的企业最高权力设置结构自然有利于薪酬分配、人事任命朝有利一把手的方向演进。

　　美国民众希望冻结华尔街贪婪肥猫的丰厚收入或将他们解雇，但这在现实中有很大难度，因为只有这些创造出复杂金融模型的数学天才们才知道如何解开自己设下的难题，金融创新和现实脱节越远，金融肥猫的不可替代性就越强。美国竞选耗费的资金日益增加，金融、能源等重要行业每年投入游说的资金都达到上亿美元，这就意味着留给企业高管的特例将更难杜绝。在美国这个“公司帝国”，今日的高官就是明日的高管，鲁宾、萨默斯、奥尼尔、斯诺、保尔森、盖特纳这些美国历任财长无一不是在政界和商界的大门之间反复旋转，执政者堵上了高管的高薪岂不是堵上了自己的钱包。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高管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但这只是将事实曝光而已，美国并未推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治理手段，除非爆发重大的社会危机，美国很难在改革税制、设置选举资金上限、切断“旋转门”等方面下痛手。也许再过数十年，山姆大叔会迎来“万倍薪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