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和老公留在北京，每月为我们那套小得可怜的公寓房付月供；而老公前同事王鹏——他还曾与老公师从同一导师、同一天领证结婚，却从此踏上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王鹏终于决定走了。

在挣扎大半年之后，他和妻子于两天前退掉了租来的房子，离开了北京：即使他们有稳定体面的工作，甚至拥有他人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

王鹏是我老公的同事。他们离开的理由很简单：房子。

即便中央政府一再重申：政策调控不会放松，房价必降，他们依然决定离开。

“降？能降到哪里去？从三万一平降到两万八，有什么意义？”

王鹏出生于1983年，他的妻子也是八零后。事实上，他们已经是过去一年中，我和老公的朋友圈里第二对被高房价“驱逐”出京的八零后夫妻了。

自从去年毕业，“房子”便是永恒的话题。身边都是与我们类似的八零后，都有着普通的父母和单薄的家庭背景，聊起房子都是满心艰辛。但是，艰辛之外，大家的选择却是五花八门。也许唯一的共同点是，房子，对我们意义重大。它决定了我们在这个大城市里的去留，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和婚姻，甚至是，命运。

温曼是我大学同学。她有着美丽的容颜和不屈的斗志，读书时便已决心要做留京一族。但是，毕业后，她工作一直不稳定：做过培训机构的老师，进入过外贸行业，最失意的时候还当过待业青年。男友的工作也一直不上不下，收入勉强够支撑两人在京的租房、日常生活开销。

现实的重压之下，他们果断离开。先是退而居青岛，以为生活会从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是海边城市的房价依然高不可攀；于是，去年年底，他们再次退而其次，收拾行李回了男友家乡——山东菏泽，一个舒适的地方小城。靠着家里的些微资助和自己的积蓄，如今已是有房有车，从大城市“蚁族”一跃而居中产阶层。

离开的，各有各的艰辛无奈；留下的，则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八仙过海”。

师姐郑惠早我两年毕业，第一个工作单位是某国家机关的下属媒体。尽管工作本身枯燥乏味，工资也是外人不可想象的低，但是它却给了她一个价值不菲的北京西城区(老西城)的户口。拿到户口的郑惠二话不说就去排队购买经济适用房。经过两年的等待，如今她已经在北五环拥有了一套八十多平的房子。

另外一个依靠“体制优势”解决住房问题的是我的研究生班同学谢婷婷。她毕业后嫁给了本校师兄——因为供职于中央级别党政机关，这位师兄毕业一年便在北京城的中心地段拥有了一套九十多平的房子。至于价钱，就跟上文说的郑慧的工资一样——不可想象的低。

当然，这样低价优质的房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太奢侈。与幸运的他们相比，更多的八零后为了在北京拥有一套住房，都将自己的下半辈子几乎一半的收入，连同父辈的半生积蓄，都献给了银行和开发商。

朋友洪涛来自湖北某县城，已婚。父亲是当地银行支行的“二把手”。自去年开春，老人家便亲自来到北京，为儿子选房。去年三月本是这一轮房价的低点，但是被京城房价吓得有些发蒙的老人家愣是没敢相信：他始终记得家乡的房子最贵都不过两千一平。犹豫之中，便已经到了当年七月。洪涛看着房价还是嗖嗖往上涨，劝说父亲接受事实。于是，老人家掏出了毕生积蓄30万，给儿子买了一套位于南四环、总价109万的房子。这意味着，此后三十年，洪涛和妻子每月都要付给银行将近五千的月供，而他们夫妇二人均供职于私营企业，每月两人所有收入也不过八千余元。

与洪涛的一次性解决问题相比，师姐李敏的买房之路颇有些曲折。她读书时便已自主创业，所以对于房价必涨看得格外清楚。早在07年，她便在燕郊买了第一套房——150平。但是工作之后，师姐便遇到了麻烦：她和老公的工作单位都在北四环，燕郊的房子无疑太远。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卖了它，在东六环买了一套90平的新房。但是，不到一年，新的麻烦来了：他们有了孩子。初为父母的他们马上想到了若干年后孩子的教育问题：东六环没有一所叫得上名的好学校！于是，李敏与老公一合计：卖了郊区的大房子，在魏公村买了一套60平的学区房。两次换房，地段越来越好的代价便是：欠银行的钱也从二十万变成了八十万。

另外一个变化是：从150平到90平，再到现在的60平，李敏的QQ签名曾一度只有四个字：越来越小。

也许这就是高房价之下北京外来年轻父母的最好写照。

尽管已婚的同龄人为了房子而倍感压力，但毕竟还有办法解决，更多的“体制外”单身八零后却只能望房兴叹。至少我认识的他们都早已不再是“贵族”，而是：蚁族。经济观察网汤向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