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5月5日，38岁的男子夏文金涉嫌盗窃被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城北派出所拘留，10日，警方决定对其行政拘留8日，但始终没有通知家属。5月14日，夏的遗体却被人发现漂浮在鱼塘，警方联系到家属称，“溺水死亡”。家属质疑夏的头部、脖颈、胸部、腿部等出现伤痕，警方解释称：“眼睛和嘴被鱼儿吃了。”（6月15日《东方早报》）

　　《管子》有云，“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自古以来，法律作为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要担当起码的明是非、护性命的责任。很遗憾，夏文金殒命鱼塘，不仅是非不明，且看似因与法律打了交道而丢了性命。难怪家属要质疑，这究竟是不是一出刑讯逼供又残蛮抛尸的惨剧？

　　警方的解释是，伤是鱼咬的，“眼睛和嘴被鱼儿吃了”。这让鱼塘主很郁闷，自家又不是养的食人鱼，且还未到收货的季节，哪来如此吊诡的剧情？不过，鱼终究不会辩驳，“子非鱼”，你哪知它们干了什么？

　　抛开鱼儿的纠结不说，还是有几点，让人倍感困惑：一者，据当事人妻子李昌秀称，派出所的人一会儿说抓了人才3天，一会儿又说五六天，一会儿又说8天，“我说到底几天？对方就不说话了。”二者，面对媒体“为什么在（当事人）行动不便的情况下在半夜释放？”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分管行拘所的刀副局长称，“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释放。”三者，当事人妻子李昌秀一家偷拍了夏的遗体，当照片呈现给5月14日凌晨给当事人做体检的医生时，该医生惊讶道：“当时不是这个样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没严重到这种程度。”此外，警方说将当事人交给“李新发”这个朋友，蹊跷的是，此人突然“消失”，当事人女儿夏凤巧曾要警方追查李新发，“但警方却说，想帮我们找，就能找到，不想帮找，就找不到。”

　　一个健康的人，因为拘留而“行动不便”，此后又于一个莫名其妙的晚上，被托付给一个忽然“消失”的朋友，最后又惊悚地浮尸在鱼塘，伤痕累累、悬疑重重——这样的故事，也许本该出现在福尔摩斯探案集里，却在法治中国的背景下，指向难言清白的程序正义。当然，细节有待厘清，真相尚需掘进，只是，行政司法部门的凌乱与心虚，究竟该如何解读呢？

　　就在5月12日，央视刚为我们呈现了一桩案例：十年前贵州毕节一名普通农民张光祥因涉嫌一起抢劫杀人案被捕。在看守所他遭到了连续数天的刑讯逼供。经三次上诉，最终无罪释放。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我当时只有早点承认，才不会死在看守所。”佘祥林、赵作海，还有更多不知名的“罪犯”与“嫌疑人”，在刑讯逼供中挥别了正义的人生。

　　难怪有法律人士说，如果要在中国刑诉法词典中找出一个自己印象最深的词条，从中挑出的一定是“刑讯逼供”。也正因如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建立起严禁刑讯逼供机制，在《刑法》中，更是将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刑事犯罪，据说公安部正在起草的“看守所法”。5月13日，重庆三名参与刑讯逼供的警察被法院判决犯有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凡此种种，皆说明刑讯逼供不得人心、悖逆法理，但问题是，禁绝“躲猫猫”、“喝水死”等引发公众质疑的事件，仅仅是程序上“侦羁分离”就一劳永逸？

　　执法者若不能敬畏生命、执法系统若不能位低于人权，“鱼吃人”有什么奇怪的呢？不过，鱼也许吃人，终究吞噬不了正义。还是那句话，越是耸人听闻的事件，越要苛求无欺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