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看似平常的工作接待却导致一名民警意外身亡、当地公安局提出的赔偿标准为参照“因公牺牲”、不签承诺书就不予赔偿……在死者家属的强烈质疑之下，今年初发生在安徽祁门县的一起民警“喝酒死”事件浮出水面。

　　7月28日，祁门县公安局与意外身亡的民警朱璘亲属就补偿事宜达成协议并签字。但随后，由于朱璘父母没有明确放弃对县公安局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偿权利，目前县公安局已经中止付款。

　　令人深思的是，在中央八项规定等层层严规之下，公务接待“喝酒死”已非第一次。是什么致使公务接待酒风屡禁不绝？又是怎样的“底气”让个别公职人员顶风违纪，并致人殒命？

　　派出所超标准接待“交流”，民警意外身亡

　　8月5日，记者来到祁门县公安局了解情况。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1月8日下午，祁门县公安局金字牌派出所教导员康光辉与民警朱璘等5人到本县闪里派出所进行学习交流。当晚，闪里派出所在派出所斜对面的铜锣湾土菜馆二楼包间安排了“工作晚餐”。

　　据一位当事人介绍，事发当晚酒桌上，共有金字牌派出所和闪里派出所的13人参加。就餐过程中，除司机、值班民警外，8人共饮“古井原浆”白酒6瓶、啤酒11瓶。“就餐结束，朱璘下楼时突然往前倒，同行的另一民警没拉住，朱璘就侧着倒了下去，头部着地。”

　　记者拿到的祁门县公安局提供的“情况通报”材料显示，事发当晚朱璘先是被送往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并抢救。因伤势严重，后被转往黄山市人民医院。期间，县公安局两次从杭州、上海请来专家进行会诊，垫支医药费30余万元。在经过专家会诊宣布朱璘脑死亡后，3月26日家属又将朱璘转上海治疗，祁门县公安局又陆续垫付医药费60余万元。朱璘于6月13日去世。

　　事发4个多月之后，家属终于盼来了一份“不尽满意”的处理结果。5月20日祁门县纪委、县监察局做出处理决定，对没有正确履行管理职责的教导员康光辉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行政撤职处分；对闪里派出所所长郑小武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行政撤职处分。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关人命”的饭局还是一次超标准接待。按照去年底中办、国办印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接待对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自行用餐。确因工作需要，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然而，事发当晚，金字牌派出所来了5人，闪里派出所陪餐人数却达到8人，远超规定的3人。

　　想获赔偿先签“承诺书”

　　“我儿子历来是不愿意喝酒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死掉？”朱璘的父亲朱春久怎么也想不通。

　　事发后家属要求公安局调查事实真相，给出书面调查报告，并依法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但7个月过去了，除了口头的三言两语，家属依然未能等到这份调查报告。更令朱春久想不明白的是，县公安局竟然要求家属放弃追究责任人的请求。

　　“孩子是参与领导组织喝酒才出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追究相关民警及领导的责任。县公安局要求签署协议及承诺书才答应赔偿，这不是变相剥夺我们的权利？”对于县公安局提出的要求，朱春久表示无法接受。

　　针对朱春久的质疑，祁门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主任张为民介绍说，朱璘去世后，其亲属提出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以及善后赔偿300多万元等要求。经过多次沟通协商，祁门县公安局最终答应给予朱璘亲属一次性补偿130万元。

　　祁门县公安局局长汪华峰称，对朱璘之死是参照因公牺牲标准处理。参照国务院《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有关规定测算，因公牺牲的民警的抚恤补偿在70万元左右。之所以给予朱璘亲属一次性补偿130万元，“实际包含了对涉事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偿部分”。

　　“钱先由县公安局垫付，对涉事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偿工作，事后由县公安局执行。因此，在与朱璘亲属达成补偿协议时，县公安局同时要求其亲属承诺放弃对县公安局以及民警其他的申诉主张和赔偿要求，并就此签署承诺书。”汪华峰说。

　　还有多少谜团待解开？

　　7月28日，祁门县公安局与朱璘亲属就补偿事宜达成协议并签字，但随后由于朱璘父母没有明确放弃对县公安局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偿权利，目前县公安局已经中止付款。

　　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郎克宇律师分析认为，关于130万元补偿有两处疑点需要追问：一是祁门县公安局所称对朱璘参照因公牺牲标准赔偿，是否合规？如此高额赔偿有何依据？毕竟《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规定，人民警察死亡被评定为烈士、被确认为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其遗属才可享受抚恤。二是祁门县公安局所称为其他民警垫付民事追偿款，是否合乎程序？“县公安局是财政拨款单位，所垫付的资金哪里来？是否符合正当行政流程。这些信息有必要向社会公开。”

　　专家们认为，在中央狠刹“吃喝风”的背景下，一些部门以签订“不申诉”协议作为巨额赔偿的要求，实则是为了平息舆论的关注热度。

　　安徽大学教授、行政法专家陈宏光认为，祁门此次事件表明工作作风问题存在反复性和顽固性。从中央到地方劲吹“反四风”号角，但个别地方开始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反复性苗头，“落实八项规定必须要加强监督和惩戒，让遵规守纪成为常态。”(王立武、张紫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