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大妈”(Dama)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牛津词典，人们突然发现，中国社会中又多了一个特定群体。大妈通常有这样的特征：年龄大多在55岁到65岁之间；大多曾经工作过，但已经退休；不再需要为生存奔波；有一定的购买力，却延续着当年的节俭；不掌握大众传媒上的话语权，曝光率却极高。在大众传媒上，大妈通常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她们席卷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在《最炫民族风》、《你是我的小苹果》等劲爆音乐声中翩翩起舞；她们出入国外的高档商场与国内的社区超市，以买打折鸡蛋的速度抢LV，也以买LV的热情挑选鸡蛋；她们出没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车上，在上面择菜、抢座，与别人争吵……

　　一时间，“大妈”成了“爱扎堆”的代名词，在种种现象背后，需要真正理解她们为何爱扎堆并非易事。大妈们扎堆显然有着共同的需要与诉求，满足群体特定的心理。大妈们离开了工作几十年的单位后，那种以业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瞬间分崩离析，人际关系出现了断裂，需要新的人际关系来延伸和充实自身的生活空间，并从中找到内心价值的实现。一方面显示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更显示她们在社会中的存在感。

　　大妈们步入老年，有时间、有精力，却在家庭中开始失去主导地位，子女们忙于事业，忙于生计，大多无暇顾及她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其中一些，照顾孙辈成为维系亲情和证实老年人作用的纽带。而之于社会，她们“余热”尚未散尽，只是退出职业身份，成了社会的“闲人”，“安度晚年”的另一面，往往是不要给社会“添乱”。

　　现实的处境，让大妈们处在家庭与社会的边缘，“后职业时代”的落差，决定了大妈们需要找到一个生活空间与心理空间的突破口。由此，不难理解大妈爱扎堆，其实是满足“抱团取暖”的心理需要。她们极尽表现，占领华尔街，扰动金价，疯狂地跳着广场舞，即使被污名化，她们也一定要彰显自己的存在。

　　大妈们在一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过得相对充实。所以，不难理解她们为了买几斤新鲜鸡蛋与蔬菜，花一两个小时坐公交和排队，其实人家更在意的是消磨时光和家长里短的过程。同时，无论是广场舞还是一起做按摩，大妈们在一起，寻找情感的相互慰藉，纾解朋友、伙伴乃至亲情的焦渴。诸如，儿女说100句不听，却轻易被推销员的一句话说动，这其实是老人们在心理上对亲情的渴求，推销员这时就变成了一种情感“代偿”，成全了大妈们虚拟亲情的满足。

　　大妈现象折射出城市社会转型与老年化趋势下，老年人特殊群体诉求自我满足的局限性。对大妈现象，不能单纯停留于表层，更该反思城市和家庭应当如何善待这个群体，而不只是单纯地指责或抨击。她们在精神文化、社会交往和亲情养老等方面的普遍需求，应给予必要的尊重，以此释放出更多的社会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