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祺在上海郊区采集篮子的信息。

　　周祺绘制的插图。

　　不久前，市群艺馆举办了一个名为“上海杂货铺”的小展览。红包、挖耳勺、铁皮青蛙、竹蜻蜓、竹壳热水瓶等60件展品，均出自上海女孩周祺的日常收集。

　　记者 刘璐 实习生 汪泳莲

　　这位“80后”女孩，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收集和记录正日渐消失的手工杂货。在她看来，对它们的关注和消费，可以唤起人们对一种健康环保生活方式的回归，让这些手工杂货不至于太快地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记忆，而是成为精致生活的另一种选择。

　　在她的眼里，这些靠手工吃饭的师傅实在神奇

　　周祺，一个普通的上海女孩，出生在市中心的石库门。一家七口人，住在总面积约三十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周祺和爸爸、妈妈挤在其中一个十平方米的小隔间。

　　在周祺的印象中，九十多岁的太奶奶每天都要早起，梳好漂亮的发髻、穿上绸缎的衣裳，坐在弄堂口，用一口宁波味的上海话和过往的熟人寒暄；妈妈会想尽各种办法，把房间收拾得敞亮体面；爸爸隔一段时间就会把仅有的几件家具搬来搬去重新摆放。只有房门口的那个玻璃橱从来不挪地方，稳稳地占据着“迎宾”的位子。

　　长大后，周祺才懂得，无论是太奶奶一丝不苟的发髻，还是来客第一眼就看得见的玻璃橱，都是上海人最引以为傲的生活品位的体现。这种“品位”，不仅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生活智慧，也传递了对他人的尊重和礼貌，包含着对日常物件的珍视与爱惜。

　　长大后的周祺还忘不了，走街串巷的磨刀师傅、补碗师傅常常会到家门口吆喝。有时候，家里需要补个碗、修口锅或者磨把剪刀，正在厨房忙碌的大人无暇顾及，就会派周祺把师傅“缠住”。于是，小周祺跟着师傅从东家串到西家，和他们“磨”上老半天。

　　磨刀师傅的小板凳上，带着一块磨刀石；补碗师傅的行头里，有各种各样的钻子，还有一把能折起来的弓……这些“行头”，她都要看一看、摸一摸。有时，师傅接的活儿没法当场完成，第二天再把修补好的东西送来，这个是李家的，那个是张家的，记得清清爽爽。经过他们的敲敲打打，原本坏了的家什又可以用上好一阵子，在年幼的周祺眼里，这些靠手工吃饭的师傅实在神奇。

　　耳边传来儿时似曾相识的吆喝声：“箍桶哎——”

　　石库门的记忆一直绵延到17岁。2003年秋天，周祺一家搬到了位于浦东的新式小区。

　　5年后，周祺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毕业，进入一家外资公司。但很快，这份按部就班的工作让她感到“没有存在感”。3年后，她辞职开始了自由职业的生活。

　　弹性的工作安排，让周祺有时间在上海的街头“闲逛”。这座城市停留在她记忆深处的模样，正悄然改变。曾经随处可见的烟纸店、杂货铺、手工作坊，渐渐被超市、便利店以及自动售货机所取代，只有少数店铺或流动摊位依旧跟随一部分保留着传统生活习惯的居民们维持至今。周祺一条条弄堂地钻，一个个铺子地逛，很多杂货让她既怀念又惊喜。她用相机把它们拍下来，在镜头的好奇注视下，这些原本在寻常人家被日复一日地使用的手工制品，瞬间变得生动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祺得知香港一家出版社要举办一次年轻作家创作比赛，她萌发了以上海手工杂货为题材进行创作的念头。

　　从此，闲逛变成了有计划的寻访。

　　2012年9月，周祺选择的第一站，是青浦区朱家角镇。

　　她要找的是一位编竹篮的师傅。除了知道他名叫朱金林以外，再无线索。走累了，她就在当地人蹬的三轮车上搭一段路。忽然，耳边传来儿时似曾相识的吆喝声：“箍桶哎——”循声找去，是一位箍桶师傅在招揽生意。

　　再往前走，又看到一位修船师傅，叮叮当当，手里的工具敲出了好听的节奏。

　　朱师傅还没找着，周祺的相机里已经留下了箍桶师傅和修船师傅的影像。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打听，一路拍摄，她终于来到了朱师傅的竹篮店。未曾想，朱师傅正发肺病，原本亲手编篮子，改成了从别处进货。

　　周祺不甘心：“师傅，那你以后还编吗？”

　　“身体好了再编。”

　　“那我以后再来！”

　　120件手作杂货，小到婚丧嫁娶的红包，大到煮饭烧菜的铁锅

　　手工艺人大多散居在郊区。要找到他们，全凭一张嘴、一双腿，再加上一点运气。正是用这个“笨”办法，周祺几乎遍访了闵行、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奉贤、浦东、崇明等区县。每一个地方，周祺几乎都要跑上五六次。渐渐地，她和这些手工艺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制作兔子灯的王师傅，今年72岁。他几乎一整年的辛苦劳作，都是为了元宵节那一天城隍庙1500只兔子灯的销售。所有框架做好后，集中储存，等到离年底还有两三个月的时候，王师傅再把架子取出来，糊上外壳、剪出兔毛。有一段时间，他天天都在剪兔毛。

　　76岁的黄师傅，上世纪50年代在崇明竹器厂工作，厂里工人最多的时候有三四百人。对于编篮子这件事，他有着质朴的理解：“人家让我编得精一点、细一点，能够卖得贵一点，但我觉得让和我一样的人买得起才是最重要的。”

　　93岁的魏师傅的蒸笼店，沿用了祖上的店号“顺昌”，是货真价实的“百年老店”。膝下几个子女事业有成，都劝他们老两口关掉铺子安享晚年。但魏师傅不愿意，他担心要是不帮着顾客算算几个蒸笼卖多少钱，脑子会不好使；他更担心如果住进了高楼，就不能像现在这样经常有人踏进门来和他聊天。

　　不过，并非所有的手工艺人都接纳周祺。有人怀疑她是来“淘货”倒卖给外国人的，也有人干脆不搭理她。

　　其中最“狠”的，是舟山路上一位打铁锅的陶师傅。连去了好几次，陶师傅都很警惕，周祺一搭话，他就冷冷地说：“不准拍照，不准录音！”

　　周祺灵机一动：“那我画画总可以吧？”

　　从店铺门前走过的人，被周祺的画吸引，围过来七嘴八舌，夸周祺画得生动，夸师傅手艺好。周祺趁机和陶师傅东拉西扯两句。

　　终于有一天，陶师傅主动开口了。他对周祺说：“这锅可以保证不粘底！”周祺连忙讨教，才知道陶师傅平日里苦心钻研，颇有“品牌意识”。锅是用在煤气、天然气还是电磁炉上；什么材料能不粘底、不变形并且受热快；为什么这口锅卖得好，那口锅卖不出去……这些问题，陶师傅都琢磨出了道道。

　　每一位手工艺人，周祺都拍下了他们手工制作的全过程。书稿虽然没有在哪次创作比赛中获奖，却被图书策划人相中。周祺从中精选出120件手作杂货，小到婚丧嫁娶的红包，大到煮饭烧菜的铁锅，还访谈了10位手工艺人，结集成一本名为《上海杂货铺》的书。

　　这些手工品不该出现在展厅的玻璃柜子里

　　书的出版，并不是寻访之旅的句点。

　　今年春节，“上海篮子”展在徐汇艺术馆展出，展品是周祺收集的50个手编篮子。她还开了一堂教授手编篮子的公开课，来听课的除了阿姨妈妈，还有不少年轻父母和孩子。此后，周祺又张罗了“上海杂货铺”展览，想通过这种方式，提醒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都市人：很多传统手艺在今天或多或少地被低估了价值，其实它们依然可以在生活中发挥作用。

　　记者问周祺，有哪些老物件是她自己平时用的。她一一指出：“大部分我都在用。”她告诉记者，平时出门买菜，她都习惯挎着篮子出门，也习惯用篮子装上水果拜访亲友。在周祺看来，这些篮子被最早创造它们的人设计得实用又好看，更重要的是，它比一次性塑料袋“环保多了”。很多手工师傅可能连“环保”是什么都不太明白，但他们却在这个不缺乏物质的年代践行着一种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

　　在寻访手工艺人的过程中，周祺也发现，嘉定区徐行镇的草编工艺，因为被列入“非遗”名单，得以较好地流传、保护；但更多的手工技艺，如打白铁、箍桶、织土布等，却越来越难觅踪迹，即便是现在还在以此谋生的老师傅们，也少有后人愿意传承。她不知道，随着老一代手工艺人的逐渐老去，这些传统的手工杂货还能在上海存在多久。

　　周祺明白，仅凭自己的所作所为，根本谈不上“挽救”或是“保护”，况且任何一件物品，只有具备使用的价值，才会被留存下来。她告诉记者，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提醒大家：即使在工业化的时代，这些手工制品仍旧是实惠好用的，就算用坏了，还可以被节能地消耗掉。比如，竹制品、木制品、草制品可以直接用来当柴火，铁制品和布料也可以回收再利用。这些手工杂货不应该出现在展厅的玻璃柜子里，而是应该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记者手记

　　几次见到周祺，她都打扮得清秀精致，穿素色的花布衣裳，背米白的帆布袋。太奶奶的“讲究”、妈妈的“爱面子”，都能在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身上看到影子。

　　2002年的夏天，她还住在凤阳路、成都路的石库门里。那时，她常举着新买的手机出门找信号，只为给为数不多的有手机的朋友发一条短信。

　　12年后的今天，她已经搬进黄浦江东岸的小区，出门就能看到全上海最高的几座楼。此时，她却为买一个小小的竹蜻蜓几乎跑遍整个上海。

　　在周祺眼里，儿时的竹蜻蜓就像如今的手机信号，只要抬起头，看哪里有竹蜻蜓飞上天，就能知晓弄堂里的小伙伴在哪里。

　　陈列在“上海篮子”和“上海杂货铺”展览里的物件，不是古董，也谈不上收藏。在如今上海的某些角落，它们还在被少量地生产着、贩卖着。

　　当年，每一位竹编师傅都有一把专属竹刀，手起刀落，一根竹子可以劈出12层竹篾，层层薄如蝉翼。这种绝活所保留的温情，绝非批量生产的工业制品所能企及。正如周祺孩提时代，每年过年前，做裁缝的爷爷总会通宵忙碌，只为给全家老小一人赶制一身新衣。可是现在，这种传递亲情的方式，已逐渐被人们冷落，长辈们没了这份耐心，后生们则更青睐时尚潮流。

　　但是周祺依旧倔强地相信，取材天然、牢靠耐用的手工杂货在今天依然有存在的价值。我们可能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它们，但仍然可以选择使用它们。昂贵的品牌包袋是否是都市白领外出的唯一标配？挎个篮子或者拎个草编包包，是否值得一试？从关注到消费，或许可以唤起人们对一种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的回归，让这些手工杂货不至于太快地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记忆，而是成为精致生活的另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