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至今，已有24个省份，依公民申请，陆续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缴总额，共计200.98亿元。

　　但同时，由于社会抚养费的收、支均由县一级计生、财政部门统筹，尚无一省份能够公开这笔巨额费用的用途。

　　社会抚养费，这个与国家计划生育制度伴随30余年的处罚事项，因标准混乱、底数不清、用途不明等，已成一个巨大的疑团。

　　中央启动实施“单独二胎”，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策，令“社会抚养费”也走到改革的十字路口。

　　问题 1 征缴标准

　　标准不一 重庆两县差2.69倍

　　“在同一个地方，当事人经济状况相近，违反计划生育的情节相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会有数倍的差异。这种弹性，大大逾越了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和范围。”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说。

　　1岁2个月的甜甜（化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父母有稳定工作，但她还没上户口。原因是，按现行《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父母仅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甜甜，属于超生。

　　如果让甜甜和她的哥哥一样，随父亲王勇（化名）把户口登记在朝阳区的家里，其父母需向朝阳区计生部门缴纳约36.469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2000年在中央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中被命名，定义为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给予的必要经济制约”。2002年，原国家计生委发言人江亦曼解释称，“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但在民间，社会抚养费一直延续着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以来的“俗称”：超生罚款。

　　邻居告诉王勇，如果在昌平有亲戚或有房，甜甜就能在昌平进行城镇居民户口登记，只需向昌平人口计生委缴纳约18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仅相当于朝阳区的一半。“等孩子该上学了，户口随父母，迁回来就行。”

　　征收标准由省区市规定

　　为何差距如此之大?国务院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区、市规定。但省级政府和计生委，又将标准的具体确定权转给区县级计生委。

　　比如，《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基数，是计生部门做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前一年，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全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对违反计生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按照上述基数的3至10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究竟该按几倍征收？《办法》称，由“区、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工作”。

　　朝阳区一位街道计生干部表示，朝阳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对社会抚养费，一般按照基数的10倍征收；而相邻的昌平区，多年来仍按5倍征收。“同在北京，征收标准迥异，差十几万，上面还有考核指标，现在的工作太难做了。”这位干部说。

　　上述说法，也得到其他区县计生委相关负责人的证实。

　　东城区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目前，朝阳、海淀两区计生委，对于计划外生育“二胎”的社会抚养费，一般按照高限，也就是基数的10倍征收；东、西城，按7-8倍征收；昌平、通州郊区县，征收倍数仅为5-6倍。

　　而这些具体的征收标准，对个案的征缴额度如何确定？仅由计生系统内部掌握，没有公开文件显示。

　　标准不一是共性问题

　　今年9月1日，国家审计署公布9省45县社会抚养费审计结果，共性问题之一就是“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不统一”。

　　以重庆为例，如对2011年发现的计划外生育行为，酉阳县最低征收社会抚养费1.46万元，而忠县为5.4万元，是酉阳县征收额的3.69倍。

　　12月6日，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社会抚养费的最大问题是“同案不同命（价）”：在同一个经济指数的地方，当事人违反计划生育的情节相同，当事人经济状况相近，罚金竟然可以有数倍的差异。“这种弹性，显然大大逾越了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和范围。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和王勇一样，同样在北京成家立业的老乡刘岩（化名），去年也违法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和甜甜同龄。不过，刘岩夫妻俩的户口都不在北京，在老家找到关系，只缴了1万多元社会抚养费，就给小儿子在当地上了户口。

　　问题 2 资金去向

　　今年7月至今，已有24个省份，依公民申请，陆续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缴总额，共计200.98亿元。

　　但同时，由于社会抚养费的收、支均由县一级计生、财政部门统筹，尚无一省份能够公开这笔巨额费用的用途。

　　社会抚养费，这个与国家计划生育制度伴随30余年的处罚事项，因标准混乱、底数不清、用途不明等，已成一个巨大的疑团。

　　中央启动实施“单独二胎”，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策，令“社会抚养费”也走到改革的十字路口。

　　问题 1 征缴标准

　　标准不一 重庆两县差2.69倍

　　“在同一个地方，当事人经济状况相近，违反计划生育的情节相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会有数倍的差异。这种弹性，大大逾越了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和范围。”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说。

　　1岁2个月的甜甜（化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父母有稳定工作，但她还没上户口。原因是，按现行《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父母仅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甜甜，属于超生。

　　如果让甜甜和她的哥哥一样，随父亲王勇（化名）把户口登记在朝阳区的家里，其父母需向朝阳区计生部门缴纳约36.469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2000年在中央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中被命名，定义为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给予的必要经济制约”。2002年，原国家计生委发言人江亦曼解释称，“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但在民间，社会抚养费一直延续着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以来的“俗称”：超生罚款。

　　邻居告诉王勇，如果在昌平有亲戚或有房，甜甜就能在昌平进行城镇居民户口登记，只需向昌平人口计生委缴纳约18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仅相当于朝阳区的一半。“等孩子该上学了，户口随父母，迁回来就行。”

　　征收标准由省区市规定

　　为何差距如此之大?国务院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区、市规定。但省级政府和计生委，又将标准的具体确定权转给区县级计生委。

　　比如，《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基数，是计生部门做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前一年，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全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对违反计生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按照上述基数的3至10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究竟该按几倍征收？《办法》称，由“区、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工作”。

　　朝阳区一位街道计生干部表示，朝阳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对社会抚养费，一般按照基数的10倍征收；而相邻的昌平区，多年来仍按5倍征收。“同在北京，征收标准迥异，差十几万，上面还有考核指标，现在的工作太难做了。”这位干部说。

　　上述说法，也得到其他区县计生委相关负责人的证实。

　　东城区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目前，朝阳、海淀两区计生委，对于计划外生育“二胎”的社会抚养费，一般按照高限，也就是基数的10倍征收；东、西城，按7-8倍征收；昌平、通州郊区县，征收倍数仅为5-6倍。

　　而这些具体的征收标准，对个案的征缴额度如何确定？仅由计生系统内部掌握，没有公开文件显示。

　　标准不一是共性问题

　　今年9月1日，国家审计署公布9省45县社会抚养费审计结果，共性问题之一就是“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不统一”。

　　以重庆为例，如对2011年发现的计划外生育行为，酉阳县最低征收社会抚养费1.46万元，而忠县为5.4万元，是酉阳县征收额的3.69倍。

　　12月6日，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社会抚养费的最大问题是“同案不同命（价）”：在同一个经济指数的地方，当事人违反计划生育的情节相同，当事人经济状况相近，罚金竟然可以有数倍的差异。“这种弹性，显然大大逾越了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和范围。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和王勇一样，同样在北京成家立业的老乡刘岩（化名），去年也违法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和甜甜同龄。不过，刘岩夫妻俩的户口都不在北京，在老家找到关系，只缴了1万多元社会抚养费，就给小儿子在当地上了户口。

　　问题 2 资金去向

　　200亿社会抚养费去向未公布

　　“各省级计生委、财政厅不掌握该省社会抚养费收支明细，恰恰说明失职的存在，巨额社会抚养费的收支，一直疏于监管。”申请公开抚养费收支的吴有水说。

　　12月4日，广东省卫生计生委通报，2012年度全省社会抚养费总额14.56亿元。

　　作为第24个公开社会抚养信息的省份，广东省卫计委依然只拿出了“面子”（征收总额），没有“里子”（钱花哪儿了）。

　　用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的话来讲，没有支出明细，没有审计报告，“这种公开不充分，公众的知情权根本没有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