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犯罪却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被冤杀的事情，近年来曝光了好几起。这些案件看起来都非常相似，比如蒙冤者都受刑讯逼供，肉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伤害……其实，这类案件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受害者都是农民。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郝金安，没一个不是农民。

　　冤屈都发生在农民身上，当然不是偶然，笔者认为，案件背后反映了如何加强农民权利保护的重大社会问题。

　　多起冤案都是办案人员滥用权力践踏权利的典型。权力的滥用和权利的强弱是成反比的，权利能得到很好的维护，权力滥用空间就小，而权利一孱弱，权力就会无所顾忌。而公民权利维护状况，与整个社会法治水平有关，也与公民自身维权能力有关。无良警察草率办案，肯定也是分对象的。如果感觉对方不好欺负，自然要守规矩得多。践踏权利，毕竟也是有风险的；如果感到对方是个“软柿子”，想怎么摆弄就可怎么摆弄，在讲究办案效率和图自己方便等不良意图的驱动下，完全可能把办案对象不当人。而时下很多农民，无疑在权利维护上属于无良警察心中的“软柿子”。

　　毋庸讳言，农民在现阶段的维权能力的确不是很强。首先，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维权意识不强。比如，熟人社会和农村文化，让农民特爱面子，一旦有亲人涉入违法犯罪案件，就觉得很丢人，不愿意伸出维权之手，甚至有意和涉案者划清界限。这种情况下，那些蒙冤者孤立无助，自身失去自由，又无人相助，案子就会陷入任人摆布的状态。而根深蒂固的“民不与官斗”、怕官、让官的传统意识，也让不少农民养成了忍让权力侵犯的习惯，不敢大胆地维权。

　　其次，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农民法律知识很欠缺，对于正常的拘捕程序、羁押期限、审讯手段等，不是很知晓，不知道如何应对，甚至不明白这些行为的性质，以至于不能理直气壮地主张自己的权力。

　　第三，农民维权的经济能力不强。卷入违法犯罪案件，走法律途径维权，就得聘请律师，而时下律师费用，不是一般农民拿得出的。不排除，有些农民在对不能正确估计后果的情况下，情愿自身受一些委屈，也不愿意在经济上“出血”，步步退让，让自己越来越被动。

　　第四，农民没什么人脉资源。在时下的法治状态中，维权很多要靠人脉资源。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涉案，很快就有人递条子、打电话、送人情，这些人一般是不会受多大“委屈”的，说不定还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总体上说，农民位于社会底层，与权力层接触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农民一旦出事，没人可找。

　　虽然，冤案我们见得不少，但如果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其权利保护状况得不到改善，法律赋予他们权利不能在执法者心里形成权力界限和执法顾忌，那么，刘俊海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屈打成招、无罪受罚的公民。无疑，在农村普及法律知识，培养农民维权意识，对农民加大法律援助力度，扶持农民维权组织，一切都显得非常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