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如此积极主动组建“医联体”，这不仅不是深化医改应予以肯定的东西，反而是深化医改必须面对并加以整顿的异构体。

　　“医联体”并非新事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单单北京、上海、浙江等十一个省市就建立了近千种类型，多种形式的医疗协作联合体。新医改之后，“医联体”又再次进入大家的视线，而且“又”成为医改新模式之一，被赋予了新时期的重任。

　　其实，“医联体”源自计划经济时期的“地段医疗”，即每一个大城市的省部级医院负责接收来自某一地的患者，也即三级医疗体系的一个双向转诊。那时候，公立医院不存在自负经营，也不存在任意扩张，“地段医疗”完全是政府的一种计划。然而今天，大部分“医联体”是由一所三级医院“自发”联合若干所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美其名是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的资源整合，“引导患者分层次就医，让患者在医联体联盟内可以享受到基层医疗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的双向转诊等优质诊疗服务”。那么，为何大医院会如此“自发”呢？在一次“发展医联体和区域医疗中心规划研讨会”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公立医院为什么主动去搞医联体？是为了提高公益性，还是提高医院的赢利能力？是为政府排忧解难，还是医院的一种市场行为？是为民众看病提供方便，还是抢先占领市场？如果社会资本搞医联体，又是为了什么？

　　实际上，如今的“医联体”就是一种市场扩张。不少大医院的院长认为：“我们不占领就被别人占领。”不难看出，“抢占高地”乃公立医院指导思想与发展原则。但是，我们这种市场扩张的“医联体”又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下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MAYO Clinic)和退伍军人医疗体系(VHA)。MAYO是基于一种规模经营下的成本效益最大化，VHA是政府财政保证的为退伍军人提供质量一致的医疗系统，两者都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他们系统内的文化、质量与意志都是一致的，系统内不存在所谓的双向转诊。

　　在市场环境和政府投入不足下，公立医院只能在市场上竞争，寻求差异性发展固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在一种残酷的市场竞争的刺激下，每一个医院不论大小总都以生存为第一需求，要在夹缝中发展要不“卧薪尝胆”，要不“智取华山”。从市场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家医院会“心甘情愿”培养竞争对手；而对于对手来说，也没有谁愿意永远“寄人篱下”或替他人作嫁衣裳！另一方面，“医联体”其实是在跑马圈地，哪家公立医院组建的“医联体”越大，患者的资源就越多。虽然病人认的是医生，不是“医联体”，但是“医联体”的转诊却给他们就医带来了“方便”。所以，此举越可以将基层的患者“虹吸”至大医院，致使大医院接收了更多的小病小痛。大医院的医护人员忙着为大小患者服务，工作量增加，在疲惫的同时，患者的医疗质量与安全还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吗？此外，“专家”接收的小病小痛多了，势必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用于研究疑难重症，因而医联体并不能促使大医院医生的医术几何级数地增长，反而制约了研究疑难重症的发展。这与我们对大型公立医院的定位要求不符。与此同时，基层医疗机构冷冷清清，没有足够的患者怎么会有医生医术的积累，怎么还会有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提高？显然，这对基层医疗机构是致命伤！

　　说到底，公立医院理应体现政府的意志，为群众提供公益性的基本医疗服务，而且作为公共产品，这是各级政府不能推卸的责任，必须体现公平，追求公平。我认为，政府的任务就是纠正扭曲的政策环境，形成公平的政策环境。但是，“医联体”罔顾服务需求与资源规划，加剧了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分布，使得医疗资源更加地不公平，政府的保障性医疗服务网漏洞依旧。因此，“医联体”并不能促进公平的政策环境的形成。

　　再者，“医联体”的“虹吸”阻碍了正常的双向转诊通道，使之异化为“能上难下”甚至是“能上不能下”，不利于重建分级分段医疗制度，影响了分级指导与支援的效率，同时也增加了患者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患者一味往大医院跑，移动无序，不仅医疗效率低下，还促使社会风险上升。这样的“医联体”已明显与初衷相背离。

　　目前所谓的“医联体”，是医改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现象，有其一时的存在理由与价值，但，公立医院如此积极主动组建“医联体”，这不仅不是深化医改应予以肯定的东西，反而是深化医改必须面对并加以整顿的异构体。

　　廖新波(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 网名：医生哥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