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笔者想起了l893年时任法国驻华公使李梅写给法国外长德维尔的两封信中关于回避中国主权历史依据的策略：“至于广东段的那个争议区，我则避而不提。”

    何以会“避而不提”？因为中法战争后，清王朝应法国殖民者要求，不仅放弃了越南保护国的身份，使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还答应与法国就中越边界进行划界。

    法国殖民者为划界做了充分的实地调查和文献调查，在大量详实的历史依据面前，李梅说： “不能否认，清朝的主权近代已扩大到缅甸、暹罗、尼泊尔和大量比老挝距中国边境还远得多的地区：不能否认，清政府的档案馆中有大量关于臣属关系的证据，很容易找出来。”他说： “我的看法是，有必要认为清政府是对的。我想这亦是德?拉纳桑（时任印支总督）先生的看法。”当然，为了法兰西的利益，他采取了有条件回避对中国有利的历史依据的策略。无独有偶，与法国驻华公使李梅相隔80多年的美国人塞里格?哈里森，在 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海石油资源将引起国际冲突吗？》一书中，对中国主权的历史依据得出了与李梅同样的结论。他说，“中国控制南海的决心是受到法律和历史论据的支持的，这种论据和其他有关国家的论据相比，有同等的或更大的说服力。”“对于大部分南海，北京说话很可能是算数的。中国的要求尽管似乎太极端了，但在中国人眼里，这些要求看来是有历史记录证明为正确的。”

    不无巧合的是， “避而不提”历史依据的策略在近十多年来的南海问题上悄然盛行。不仅南海相关国家回避历史依据，大谈其拥有相关岛礁滩的法理依据。就连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在越南召开的东盟论坛外长会议上鼓噪用国际法解决所谓的南海争端。

    试问，没有史实基础的法理依据能够解决所谓的南海争端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无论在什么样的文明阶段，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都是不变的原则。没有了历史依据即事实依据，任何法律的适用都会失去其定性和裁判的基础，都是空中楼阁，更不会有公平公正。同理，任何违背或者故意混淆事实和史实的行为，都是对国际社会更是对本国人民的不负责任。更何况，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同样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