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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奸杀冤案当事人:误判后孕妻离婚孩子也没了

来源:人民网   作者:   2013-03-28 17:09:00

  冤狱十年,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十年来,身不自由,思考却没有停止。

  近年来的各种冤案从张高平嘴里说出来,像是他自己的故事。在监狱里,他一直关心各地发生的冤案,多年的研究,让他嘴里偶尔蹦出来的话,富有哲理。

  在再审的法庭上,张高平说:“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在宣判当天,家人专门给他和张辉带了两套全新的衣服,洗个澡,去去晦气。张高平换上新衣服,很合身,他说这是女儿给他买的,但其实自己并不信这个。

  拿到无罪判决书那一刻,他没哭,“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本报记者周喜丰实习生刘沪真浙江杭州报道

  “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

  潇湘晨报:终于走出了监狱,是什么心情?张高平: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会来的。如果没有枪毙掉我,我就去找勾海峰的家属,我知道DNA可以通过家属鉴定。虽然我能出来很高兴,但是我还是有顾虑的,我都49岁了,我不知道回去做什么事情,怎么生活,我身体也不行了,一天到晚耳鸣,眼睛老花,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潇湘晨报:拿到无罪判决书,哭了吗?

  张高平: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

  潇湘晨报:听说你被判刑以后,你的妻子跟你离婚了?

  张高平:是的,那时她24岁,还怀了4个月身孕。高院判决书下达以后,她就来监狱(跟我签字)离婚了,孩子也没了。

  潇湘晨报:出来后,会跟她联系吗?

  张高平:我会寄一封无罪判决书给她,见不见无所谓,我不会打扰她。我理解她的,她那时还年轻,我知道自己这个案子很麻烦。我寄无罪判决书给她,也让她在外面好做人,免得人家说闲话。

  潇湘晨报: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你现在会是什么状况?

  张高平:我当时在帮一个电缆厂运货,那时候一年的业务就有几十万,不管大货小货都找我一个人,(我被抓以后)厂里的业务给人家做了,现在人家都买了七八辆车了。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在监狱里,我只关心法律案件。

  “如果他们重视,2005年就可以把我放了”

  潇湘晨报:你一直不愿意减刑是吧?

  张高平:我没法减刑。我一天刑都没减,(因为)我没犯罪。

  潇湘晨报:即使有冤情,像你这么硬气的还是很少的。

  张高平:我2005年就在电视上看到勾海峰了,我跟警官反映,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反而把我调到新疆的监狱了,把勾海峰枪毙掉了。我在新疆又向警官反映,一女警官说:“张高平啊,人家都把你办成铁案了。”我说:“是他们人为把我办成铁案,不是我犯下铁案的。”他们没人管,但我还是不停喊冤。

  2008年,那个灭门惨案的(被告人)马廷新被无罪释放时,我当时就拿去给警官看,对他说:“这个袁连芳跟我们判决书上的袁连芳是一模一样的,能不能让我把这个寄回家去,给我哥哥嫂子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他说:“中国这么大,十几亿人口,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我说:“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但我是亲身经历,没那么巧合,同是牢头狱霸逼人抄(认罪材料)的,我虽没见过袁连芳,袁连芳是威胁张辉那边的,但我开庭时也听张辉说他是牢头狱霸逼着他抄的。”我都拿了个信封,还贴了5张邮票,可他们还是没有给我寄,但是他们跟驻监检察官张飚说了,张飚很重视。

  潇湘晨报:后来呢?

  张高平:来了三个人询问我,搞了半天,最后说,我不认罪,把我弄到严管队去。我在严管队还是不认错。有一天,监狱长对我说要把我单独禁闭3个月,但1个月后,有一天我在训练,监狱长对副监狱长说把我放出来,我心里就觉得张检察官肯定查出点名堂了。

  潇湘晨报:你认为你本来2005年就可以出来的?

  张高平:2005年我就认定是勾海峰了,如果他们重视,那时候就可以把我放了。我看到勾海峰杀死女大学生吴晶晶的那个案子,杀人地点在江干区下沙,我们带的那个女孩王某当时下车的地方也是江干区,而且作案手法很像,我就怀疑是他。我叫我哥哥去问问律师,当时说是没有勾海峰的卷宗,公安看不到,就把我调到新疆去了。

  潇湘晨报:你不认罪其实要多受很多苦。张高平:他们打到我受不了了,我认罪,等他们走了,我恢复过来,我就说不是我们干的。我脑子里(强奸)这个念头都没有,我在石河子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就是有这个想法,都会认罪。

  “要是刑满之后没被平反,我不会回家”

  潇湘晨报:在监狱里,你要做些什么劳动?张高平:扫地,给干部倒茶、拿凳子。别人开始修水利,干体力活,很苦的。要我干,我说我不干,这本身就不是我的义务。

  潇湘晨报:你在里面都学了些什么法律?张高平:没学什么。法律我是不懂的,但我知道我没犯罪。这强奸杀人的事,小孩都知道是犯罪的。

  潇湘晨报: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跟其他冤案有不一样的地方?

  张高平:我觉得比他们更冤,因为我们是做好事,本来就想放(王某)在杭州外环线就不管她了,我看她是个小女孩,不放心,才送她(到目的地)的。南京那个扶老太婆的案子(彭宇案)没我们惨呢。还有广州那个许霆案,一开始判无期,后来又一个云南许霆案。我在监狱里,我就关心这些。

  潇湘晨报:袁连芳作伪证害了你们,但他自己却被减刑了,如果让你做线人,可以为你减刑,你会答应么?

  张高平:我不会干这种害人的事情,哪怕立即放我回家我也不会。他们说只要我把犯罪事实写下来,就给我减刑20个月,我都不要。还让我写认罪悔过书,写因自己的犯罪给社会造成危害,给受害人家属和自己家庭带来沉重打击。我不会写的,这样子放我回家我都没脸,我宁可死在监狱里。

  潇湘晨报:你身上还能看得见伤痕吗?张高平:这里,这里,这里(胳膊上还有疤)。我站在那里想睡觉,他们就用烟头烫。他们还在我鼻子里插烟,往我鼻孔里灌矿泉水,这是最难受的。还有用毛巾沾上肥皂水往我眼睛里放,也受不了。

  潇湘晨报:如果你没有无罪释放,而是坐满15年出来,你如何面对生活?

  张高平:坐满了之后我不会回家,我跟我大哥说,平反了就回家,如果不平反,就到北京去。我也不会去说什么杀这个法官,杀那个法官,我也没有这个本事,我把遗书写好,然后去自杀。如果15年刑满之后,还没平反,我就走这样一条路。反正我不回家。

  “以后还是会开车带人,但会记住出租车车牌号”

  潇湘晨报:回家后,家里会准备什么?张高平:他们说会准备酒席的。我说不需要,不要浪费钱。我在外面开大货车的时候,他们还在家骑着摩托车。现在,他们七八十万的小车都买起来了。

  潇湘晨报:可能还有人不太相信你们是被无罪释放的,回去之后怎么和村子里的人相处?

  张高平:我这人度量大。无罪判决书,你还不相信吗?谁都相信公检法,也不相信你自己说自己没罪。我能理解他们,我不会记恨他们。这段时间,我在牢里看《做人的心计》,做人要给人家留余地,就等于也给自己留余地。

  潇湘晨报:那你以后还会做好事吗?

  张高平:我会的,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大家都说劳改犯都不是好人,但有时我也会帮忙,反正没事,我就去帮人家把任务完成。我看到的人确实可怜,确实尽力了,任务还是完不成,我就去帮忙。如果那些人一天到晚忽悠惯了,我是不会帮忙的。

  潇湘晨报:如果你再遇到这种事情(指有人搭便车),你还会这样做吗?

  张高平:我会。如果是我开车带人的话,有直接的地方,我会送她坐上出租车,然后把车牌号码记下来。我以为杭州市晚上跟白天一样的,谁知道大城市还不如我们这个小地方,你看杭州余杭世纪大道上又发现一具女尸(三张扑克牌),哪有这么乱的?

  潇湘晨报:你憎恨社会吗?

  张高平:现在给我平反了,就没有了。我恨的是那些实施逼供、逼我抄(认罪材料)的那些人,我绝不能容忍,如果他们不叫人写好给我抄,我会这样吗?我这十年都吃尽了苦头,流干了眼泪,但是我的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

  【新闻动态】

  浙江高院: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

  本报讯3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其官网就张氏叔侄案再审情况进行了介绍。

  浙江高院称,原判认定张辉、张高平强奸的事实,主要依据两人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来定案。经再审庭审查明,公安机关审讯张辉、张高平的笔录和录像及相关证据证明,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存在对犯罪嫌疑人不在规定的羁押场所关押、审讯的情形;公安机关提供的张辉首次有罪供述的审讯录像不完整;张辉、张高平指认现场的录像镜头切换频繁,指认现场的见证人未起到见证作用;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规范、不合法。因此,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依法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浙江高院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3月26日,在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后,法院即告知他们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张辉、张高平申请国家赔偿后,浙江高院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记者周喜丰

  记者手记

  丢失的十年再也找不回来

  3月27日,洗脱冤屈的张高平、张辉在家人的簇拥下,返回到安徽歙县老家。全村老少夹道迎接,张家购买了两万元的鞭炮,从村头放到村尾。

  每一段冤狱背后,都会有一段让人感慨万千的人生转折。张家也不例外。值得庆幸的是,63岁的张高发等到了儿子和弟弟无罪释放。

  事发那年,张高平38岁,家中老五;张辉27岁,张高发的二儿子。

  在歙县徽城镇七川村,张高平原本是一个能人,被捕前一年,他带着张辉开着那辆解放牌大货车,来回于歙县与上海。那辆大货车花费20余万,还没来得及给张家创造多大的经济效益,因为叔侄被抓,货车停放了很久,几成废铁。后来,以6万元贱价甩卖。

  上访九年,换成一叠叠的申诉材料、一张张的车票。张高发深深体会到人情冷暖。

  在北京,门卫告诉他,“你找不着人,又没钱,就没希望,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牢肯定坐定了”;找律师,有的开价20万,他付不起,一度准备卖掉房子。

  十年间,张高发散去十万家财,尽管在他看来,有的是被骗走了,“都要给钱才办事,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

  七川村走上了征地开发的路子,而张高发如今要靠征地款来还债。他家那栋房屋,建于1993年,现在,家庭状况还不如那年,“你能够看得见的家什都是那年置办的。”张高发说。而张高平的房屋,则长年无人居住,年久失修,显得破败不堪。

  出事后,张高平的母亲每天以泪洗面,一年住两三次院。一只眼睛哭瞎了,另一只眼睛仅有余光,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2009年5月3日,母亲去世。张高发瞒了两年多。张高平每次打电话回家,都问母亲好不好,家里人含糊应付:好。

  后来有一次,张高平打电话,要跟母亲讲话。张高发不得不说出真相,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张高平没有哭。

  被抓前,张辉有一个女友。他们自由恋爱,女友在深圳的服装厂打工,本来,他们准备在2003年年底结婚。

  出事那一年,张高发还去过儿子的女友家里,尽管他知道,儿子的这桩婚姻可能泡汤了。如今,当年的女友已嫁他人,“孩子都好大了”。

  二审判决下来,张高平的二婚妻子去了监狱,跟他离了婚。张高平很痛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如今,张高平的一双女儿(与第一个妻子所生)已经长大。但父亲的冤狱已经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大女儿张玲在中考之前,和妹妹跟着伯父张高发去了北京上访一个礼拜,回来后,又去了杭州申诉,耽误了一个多月,她的成绩原来不错。小女儿仅仅读到初二。

  一双女儿和别人家的农村姑娘一样,成年后,汇入了打工妹的人潮之中。现年24岁的张玲已到待嫁之年,但一直没有找对象,因为父亲的事,“讲起来不好听”。

  今年2月,春节前,张玲和妹妹去浙江乔司监狱看望了父亲。十年间,张高平没有与女儿通过电话,没有见过面,这是一种陌生的熟悉感。

  如今,张高平、张辉叔侄俩回家了。张家人的生活将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

  人生再次起步,只是已丢失的十年,时光不会流转。

吴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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