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城阳区京口曾经是明代即墨县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其原名为城阳社金家口。后来由于即墨东北部的丁字湾金家口(今即墨市金口)迅速崛起，因两个金家口名字容易混淆，人们便将城阳社金家口改名为“京口”。明清属即墨县的通商口岸还有沙子口、登瀛口、女姑口、青岛口、沧口等。这些大小不一的通商口岸皆与明清即墨知县许铤和康霖生的政绩密切相关。

    明代即墨海商牛稼与城阳社金家口

　　明代即墨县城阳社位于胶州湾东北岸(明清时期县以下设社，一个社管辖许多乡村)。明代嘉靖年间，即墨城阳社出了一个既有经济头脑又有胆量的海商牛稼。牛稼通过打通巡检司的关节，得到浮海通商的默许。于是牛稼便租船经营着从即墨城阳社金家口(位于今城阳区京口村一带，是明清即墨县的主要通商口岸)到南方淮安一带的海上贸易。几年下来牛稼获利颇丰，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海商。许多跟着牛稼跑海上贸易的城阳社乡亲也逐渐富裕了起来。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即墨县因灾荒饿死了许多人，但是城阳社沿海一带的乡亲们却因跟着牛稼浮海通商而没有挨饿。

　　后来，因东南沿海一些奸民勾结倭寇抢劫商船，牛稼的海上贸易被迫停止了。到了明嘉靖末年，因朝廷采取措施狠狠地打击倭寇，遂使海上得以安宁，城阳社金家口的海上贸易又得以恢复。到了清中期以后，因位于即墨县东北端的丁字湾金家口发展成了中国北方的著名口岸，为了避免因两个金家口同名而发生混淆，人们便将城阳社金家口改名为“京口”。改名后的京口港仍是即墨县商贸繁荣的通商口岸，著名大集市城阳集便在京口附近。到了清末，因入海河流泥沙淤积和青岛港崛起等原因，曾经繁荣数百年的京口港逐渐演变为内地村落了。

　　知县许铤上书主张即墨开海通商

　　明朝开国之初，因倭寇频频侵扰中国东南沿海，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设卫所实行海禁。到了明中期，胶州口岸已经获准南北通商，而邻县即墨却严守海禁令。

　　明万历六年(1578年)，进士出身的许铤出任即墨知县。因当时即墨县处于封闭状态极为贫穷，甚至连向朝廷缴纳赋税都伤透了脑筋。许铤认为这都是“商贩不通”所造成的。于是他毅然上书朝廷要求开海通商。许铤说：明隆庆年间胶州塔埠头已获准开海通商，但是即墨却无一处口岸可以通商，“独本县则拘守厉禁而无敢通商者，淮海之船亦不能越县之淮子口等处……而胶州地方任其交易。”许铤在上书中以牛稼为例，论证了开海通商于国于民皆有益处的道理 。许铤进一步说，如果即墨县继续闭塞下去，即便派齐国名相管仲到即墨来，他也会“弃筹而走 ”。为此，许铤主张开放女姑口、青岛口等即墨沿海口岸，参照胶州塔埠头等口岸的管理办法收取税银。

　　由于许铤知县据理力争，即墨诸海口获准了开海通商。清代女姑口《重整旧规》碑记载：“自前明许公奏青岛、女姑等口准行海运，于是万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即通，农商之利益普。”

　　知县康霖生引导即墨人做花椒贸易

　　清初期，为了防止沿海民众与台湾郑成功政权发生联系，清王朝自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二年期间，曾经先后5次颁布禁海令，严禁一切民船出海。到了第二年农历九月，康熙皇帝终于发布上谕准许开海。在清王朝严令禁海期间，有一位进士出身的知县来到即墨上任了。他就是被即墨人称之为康公的康霖生。

　　康霖生，清顺治十六年进士，康熙九年至十一年任即墨知县。康霖生到即墨上任，正逢朝廷严令禁海之时。由于片帆只船皆不准下海，海商改行渔民内迁，加上即墨县境内山岭多土地贫瘠，致使当地民众愈加贫困。康知县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山岭薄地极适宜种花椒。于是便派人到他的老家磁州(今河北磁县)引来花椒苗，亲自教山民栽种花椒，在山地野岭推广花椒种植。数年后，即墨山区贫民便始得花椒之利。一开始由陆路将花椒运销各地。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海通商之后，大量的即墨山地花椒通过沙子口、登瀛口、女姑口、京口、沧口等口岸向南北方运出。沙子口、登瀛口都是在清代因花椒出口而由渔港发展成的小型通商口岸。登瀛口旧称登窑口，位于今沙子口栲栳岛以东至大顶山之间的登瀛海湾内。沙子口、登瀛口在东海关设立后的清同治四年(1865年)，曾经设立过分卡征税。由于即墨山地花椒质量好产量大价钱不高，于是便成为南北客商来即墨诸口岸收购的主要商品。

　  康知县死后留下爱民富民的政声

　　到了180多年后的清同治年间，即墨山地花椒仍然是许多即墨口岸的传统出口商品。据清代同治年间榷税记载：“沧口、沙子口、登窑三小口，船装载货物，抽取税银，装载花椒、梨果同。”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即墨山民为此“受康公之利二百余年。”为民造福的即墨知县康霖生，因劳累过度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殁于任上，年仅40岁。

　　康霖生去世后，人们在白沙河北岸的杨家村修建了一处康公祠，供即墨人四时祭祀。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又立“康公祠碑”，碑文上刻有康霖生知县爱民扶困的感人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