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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眼中的季羡林2:从未考虑后事 为什么父子隔绝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杨国胜   2009-07-17 1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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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姆加德的一段恋情

  父亲与德国姑娘伊姆加德的一段恋情,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在父亲身边时,我也听他讲起过。伊姆加德是父亲在德国房东的女儿,经常帮着父亲打字,父亲的博士论文就是她打出来的。那个时候,父亲一人在国外,两人又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产生感情也是正常的。为此,父亲在要不要回国的问题上曾经犹豫了很久。最后,他选择了回来。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是他的祖国,其二,是在中国他还有家庭。

  1980 年,父亲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当时的联邦德国访问,还到哥廷根寻找过伊姆加德。遗憾的是,父亲敲开了原来的房门,却并没有找到她,而且那房子的主人也不认识伊姆加德。其实,伊姆加德只是从一楼搬到了二楼,她还住在那里。但就因为这样,两人终究未能再见一面。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伊姆加德终生未嫁,而且还一直守着那架早已锈迹斑斑的老打字机。

  父亲身上守旧的一面

  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又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这两种文化在他身上都有很深的烙印。 父亲的一个特点,是守旧,表现最典型的,就是结了婚不离婚。他与我的母亲是包办婚姻,所受教育和经历又迥然不同,但他认为,即便没有感情,也应该夫妻团聚,白头到老。其实,在他的生命中,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改变婚姻;对追求他的一些人,他也并不是没有产生感情,也不见得就不动心,像那个德国姑娘伊姆加德,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遵循传统。这样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譬如他与母亲感情不好,与家庭也有隔阂。所以说,他这个人,有一定的复杂性。

  第一次见父亲的情景

  我出生在1935年5 月,而父亲在当年8月就去了德国。因此,小的时候,我对父亲并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家里人经常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跟我说那就是我的父亲。为此,小时候的一些伙伴还经常嘲笑我,说我没有父亲,说不出自己的父亲在哪里。

  父亲刚出国的时候,还经常有书信联系,墙上那幅照片,就是父亲刚到德国不久寄回来的。但后来,随着战火的蔓延,联系就中断了。当时,流言不绝,有人说父亲已经死在国外了。母亲很担心,有一次就请了一个算卦的先生,就是问问父亲在德国还安全吗?还有没有?这个算命的先生就说,他有一个千里眼的技术,可以让我们看到季羡林。于是,他把他的手蒙在我的眼上,说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人?小孩不懂啊,当然就看了,看看,模模糊糊,好像是有个人一样。他说那个人是谁,是不是你爸爸,当时我对爸爸的概念很淡漠,我说是,是像他。他说他在干什么呢,我说他坐在草地上,坐着呢。这个算卦的先生说,你看,他活着呢,你都看到他了。我母亲和我姑姑很高兴,为了感谢这个算命的,母亲还拿了两块大洋给他。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影像是什么影像呢,就是挂在我们家墙上的那个照片,父亲坐在一个草地上照的照片。

  真正知道父亲还活着,是他回国的时候。当时,广播中讲,有 6 个中国人从德国转道瑞士要回国,其中就有我父亲的名字。记不清是父亲到了越南的西贡还是上海了,他给家里来了封信,说马上就要回国了。我印象中,父亲回国是在1946年,因为当时北京和济南的铁路还不通,父亲先到了北京,后来有个军用飞机要到济南,他才搭上回到家的。

  得知父亲要回家,家里忙活了很久,还教我和姐姐见了父亲要叫“爸爸”,练习了不少次。那天,估摸父亲快回来的时候,我和姐姐以及一个亲戚的孩子就列队等候在房前。一会儿,就听门外有人喊“来了,来了”。过不多久,就看见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穿着风衣,留着洋头,提着皮箱。别人就说,“那是你爸爸,快叫爸爸”。虽然事先也练习过,但一时还是不适应,费了好大劲才叫出来。父亲没说什么,摸了摸我的头,就到屋里去了。一会儿,屋里就传出了哭声。

  说实在的,由于从小没在一起,我一直感觉父亲比较陌生,也很少叫他爸爸,倒是经常跟着孩子叫爷爷。我现在还是习惯叫爷爷,跟着孩子叫;在外面的时候,习惯叫季先生。父亲早年给我的印象

  在我年轻的时候,父亲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周之内从副教授升到了教授。在他当上副教授的时候,他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只过了一周,他又来了一封信,说当上教授了,而且还当上了系主任。

  1952 年,我到北京考大学,就住在父亲那里,与父亲的接触开始多了起来。不过,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看到父亲搞研究。只见他整天开会,搞运动,早出晚归,我看不到他那个人。虽然当时家里环境很好,有个书房,但没看他做什么学术。他搞学问的高潮期,是从“文革”中后期开始的,而爆发期则是在80 岁至 90岁之间,除了在德国奠定他学术地位的那些年。

  父亲在“文革”中的自杀想法

  那个事情,父亲其实策划已久,安眠药准备好了,服药的地点也在圆明园选好了,把存折、粮票也早早交给了我婶祖母和妈妈。但就在他准备出门去实施这一计划的那天早上,一群红卫兵涌上了门,并把全家人都逼到了厨房里,然后那帮红卫兵就在屋里进行抄家。 等到红卫兵折腾完走了,父亲就想,像这样的耻辱我也忍受了,还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呢?于是,自杀的念头一下子烟消云散。

  那时,学已经不能教了,父亲就决定进行学术研究。他是把这作为斗争的一种方式。另外,他对学业也有着不可舍弃的愿望,并对未来抱有很大信心。当然,我们只是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具体内容并不清楚,因为那个太专业了,我们没有一个懂的。

  家里人都是围着父亲转

  父亲在家里基本什么也不管,像孩子上学,洗衣做饭等生活上的事情,他一概不问,只管搞他的学问。他的习惯,是定期给家里一笔钱, 100 块、 200 块,然后怎么花、够不够,他就不操那个心了。有时不够花的,都是我婶祖母、 母亲去想办法,也不去问他。但我觉得,他虽然在家里沉默寡言,但内心里什么都清楚,都有数,只是他不表现出来。

  对于父亲的生活习惯,并没有觉得什么不适应。他习惯早起,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安静,当然他睡得也比别人早一些。他起床后,自己泡一杯茶,再吃上几片馒头片和几粒花生米就可以了,也不去麻烦别人。

  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争吵过,因为所有人都让着他,都围着他转。 对他,包括我婶祖母,我母亲,都完全是容忍的态度。这个,我父亲肯定也感觉到了,所以,在他后期的文章中,他把容忍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父子隔绝 13年究竟为了什么

  从1995 年我的婶祖母、母亲和姐姐都去世后,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及至决裂,在此后长达13 年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见过一面。 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与现在妻子的缘故。我现在的妻子,原来在我们家做保姆,伺候我父亲,年龄比我小很多。但我说,这并不是根本原因。其间,有些人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导致我们父子之间产生了很多误会。

  我们父子在去年11 月重归于好之后,父亲曾问过我一句话:“你真的想毒死过我吗?”我回答父亲:“ 这怎么会呢?您相信吗?” 父亲说:“我不相信。”

  父亲不相信,怎么还会搞出这么个事情来?无非就是有人捣鬼,想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口味没变乡音最亲

  从去年 11 月一直到父亲去世,我每天必到医院一趟,为父亲读报,讲述外面的情况,同时还陪着父亲聊天,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为父亲做饭。

  父亲是山东人,喜欢面食,像水饺、面条什么的。虽然他离开山东好多年了,并且在国外又生活过那么长时间,但还是觉得家乡的口味最好,像胡萝卜羊肉馅的饺子,就是他非常喜欢的。另外,他也喜欢酸奶、果汁、可乐、啤酒这些东西,我都弄来给他吃。父亲并不忌口,什么都吃。”

  除了喜欢家乡的饭菜,父亲还特别喜欢家乡人的口音。他跟我说,当年他刚留学回来,第一次返回济南的时候,一听那满耳的乡音,顿时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特别是骂人的乡音,就是济南所特有的那种骂人的乡音,更是听起来特别亲切。

  没有想到会做学问

  父亲跟我说得最多的,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会做学问,更没想到做的还是关于梵文的学问。

  父亲说,他在6岁之前没有读过书,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成绩也不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理想。那时,他的叔叔虽然对他要求很严格,但并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高中时,父亲对学习有了兴趣,而且成绩一直非常突出,连续考了6个甲等第一名,但他那时偏科也很厉害,像数学在考大学的时候只考了4 分,是破格录取的。不过,就算是到高中毕业,甚至是大学毕业,他依然没有认真想过以后会干什么。当时,就是想大学毕业找个工作,把家养起来,没有想做学问。但第一次考邮局职员,没有考上,最后经人介绍去一所中学当了国学教员。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西洋文学,却去教国学,无非就是想有个工作有口饭吃。他工作后的第二年,中国和德国互换研究生,父亲报了名而且也被录取了。他是早就有出国的想法,当时报考北大和清华都被录取了,最后选择了清华,就是因为清华的学生出国机会多。

  在清华的时候,父亲曾听过陈寅恪的课,了解过一些梵文知识,也有些兴趣,这是他以后进行梵文研究的基础。到了德国后,突然发现这里有好几位梵文方面的权威,父亲一下子来了劲,立志要学这个东西。他这个人,就是个学究,喜欢钻研别人不怎么钻研或者一般人钻研不了的东西,并没有考虑学了这个之后回国能做什么。而且当时二战打得一塌糊涂,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那个时候,父亲孤身一人在德国,其实是非常艰苦的。由于战时困难,那时的德国也实行了配给制,一周只发两片面包,根本填不饱肚子,父亲经常说,有时“饿得把地球都可以吞下”。在那种情况下,父亲还在坚持学习,可以说他就是这种性格。

  最关心国学

  弘扬国学,是父亲这些年一直在呼吁的问题,也是他在最后一段时间最为关心的事。去世前一天的题词,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认为,国学中“和为贵”的思想,很值得在世界推广。他曾不只一次跟我说,现在世界不是很乱嘛,应该弘扬弘扬我们的国学,促进世界的和平。

  不过,对于如何弘扬国学,父亲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不能复古,不能只学老学问,一定要和时代接轨,掌握时代的知识。另外,他还提出了大国学概念。他说,国学不能只谈汉族的思想,应包括56个民族的思想遗产。

  “文革”不能忘

  在父亲去世前两三天,我给他读过一封广东一名中学生的来信。那封信很厚,信中提出的问题是:看了我父亲写的《牛棚杂忆》,才知道“文革”竟然是那个样子的,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在教科书中却只有薄薄的一页纸,而且讲的也只是“四人帮”怎么样怎么样。听到这名中学生的疑问,父亲沉默良久之后告诉我一句话:“文革”不能忘记!

  父亲写过一本书《牛棚杂忆》,讲述了“文革”期间的事情。他认为,现在对“文革”总结得还很不够,特别是应该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不能在中国重演这段历史。

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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