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劳资矛盾，调处劳资纠纷，政府责无旁贷。这正是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责所在。首先，政府定位要不偏不倚，改“亲商不亲工”为居中调停，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其次，应对措施要科学得当，增加对劳资矛盾战略性、预见性、对策性的研究，增长调处经验；其三，要进退有度，分寸精准。

    实际上，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的今天，要拿捏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分寸殊为不易，有时甚至比“走钢丝”还难。

    各地主政者既要回应劳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维护其合法权益，又要考虑资方的转型压力和现实承受力；既要考虑到劳动者对“地板工资”、“围墙管理”的耐受力已经达到临界点，也要预想到一旦短期内涨薪速度过快，劳动关系波动过大，导致资本外撤，技能素质普遍偏低的产业工人，将会出现更大的就业难题。在劳方诉求和资方诉求中寻找出交汇点，在劳方利益和资方利润博弈中寻找出平衡点，在资方的自决式管理和社会的人文发展中寻找出精神共振点，是一道在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中统筹，在突出矛盾和多方诉求中斡旋的必答考题。

    长久以来，中国飞速发展的前提和秘诀之一，是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这是13亿人民的最大利益。如何应对发展新阶段的“劳资博弈”，考验着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

    应该清楚地看到，资方在利润充足的条件下，缺乏转型动力，甚至还会成为某种阻力。此时，劳方反弹和劳资矛盾的“后轮驱动”，从积极意义上看，正是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动力。

    顺应“后轮驱动”的改革浪潮，各地主政者宜通过加强劳动立法、硬化执法力度、推动劳资集体协商、工会改革等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劳资之间的对话、沟通、和解，带领中国平稳渡过劳资矛盾高发期的发展节点，步入和谐劳动、和谐发展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