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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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公众对国企高管是否存在“天价薪酬”的持续质疑，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对所有行业央企发出高管“限薪令”。（《经济参考报》9月17日报道）

　　其实，大可不必急着以某种“咸与维新”的心态把这份“指导意见”解读为中国版的“限薪令”。美国版的“限薪令”具体而明确，限制高薪的意图如司马昭之心；而我们的却大而化之、云山雾罩，至多就是从原则上对央企高管薪酬进行了规范，坦白说，我还真没看出其中有鲜明的“限薪”意味。

　　有人可能会反驳，央企高管薪酬首次与职工工资挂钩，难道不是在变相“限薪”吗？这种说法还是属于自己给自己发糖果，请看清楚，“指导意见”上说得明白：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基本年薪与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只要能读懂“基本年薪”与“相联系”的意思，可能很多人又要开始沮丧了。

　　事实上，在目前国企高管薪酬结构分布中，基本年薪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支撑高额薪酬的是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有关部门避重就轻地把相对微不足道的基本年薪单独拿出来与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却对数目惊人的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网开一面，似乎只能用“观赏性限薪”来形容。更令人眩晕的是“相联系”这个暧昧不清的词汇，如何联系，联系到什么程度，有关部门好像是要刻意给央企高管留下自说自话的专断空间。

　　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总是让人雾里看花。它有时候表现出一个虔敬的自由市场信奉者的做派，美国政府可以对自由竞争企业的高管进行严厉的限薪措施，但它却宁愿按兵不动、静观其变；有时候，它又呈现一个十足保守、面目可憎的官僚面目，由其任命的国企高管亦官亦商，以人民公仆的身份拿着华尔街职业经理人的高薪，而对此它似乎少有热情去改变。你甚至可以惊愕地发现，这两种面目常常是极端对立却也总能相安无事。

　　政府部门的变幻莫测，所反映出来的背后的根本问题，其实是国企身份的摇摆不定和不可拿捏。现在的国企再也不复当年的纯粹了，它变得异常复杂和缠绕：它仍然是一个“小政府”，但企业的属性显然更加显著；它们身上保有强烈的垄断色彩，但又不可避免地置身市场竞争的洪流；它们要向国家负责，但同时它们也必须要向所有的股东负责。国企身份的复杂性，导致政府的监管变得进退失据。其所作出的一些决策，或能给出某些方向性，却终究无力产生真正的创造力和执行力。

　　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国资委等单位联合下发一份“指导意见”，或许我们就可看出，要在国企办成一件事情实在不容易。如果有一天，对国企高管限薪不必如此大费周章，那也只能等到我们的国企真正成为不折不扣的市场化企业。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也无需政府去限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