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种标新立异的姓名，成为孩子落户办理中的一道新难题。一些公安人员依据婚姻法“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拒绝第三姓落户；而有的父母则根据民法通则，认为公民姓名权禁止他人干涉，导致姓名权相关纠纷案件日益增多。这一现实困境有望突破——27日，关于“姓名权”的立法解释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这一草案，子女可以有条件地选取父姓和母姓之外的姓氏。（10月28日《新快报》）

　　●必须是可以的。我曾遇到一个咨询，一朋友生了小孩，想跟爷爷姓，因为他当年是随母姓的。现行法律是不允许小孩随爷爷姓的，如果改了，就达成他的需求了。

　　——常蕾

　　●非常同意！！！孩子拥有姓名权，长大了想姓什么姓什么，可以选择逃离父权社会的压抑。

　　——庭萱草

　　●婚姻法果然是新中国最先进的法律。坐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来喷。

　　——裘紫衣

　　●看个人的了，反正我的孩子跟我姓，别人的孩子跟谁姓是别人的自由。不过以后跟后生仔说话就算知道他的姓名，你还是得问一下：你爸姓啥？

　　——蔡兴旺

　　●这是个奇葩的话题。

　　——李工

　　●问题来了：出生婴儿不都是“他人”给起的名字吗？难道父母们都犯了法？此后在中国出生的婴儿，一律叫中国娃吧，等长大了自己起名吧！

　　——孙嘉怡

　　赞成

　　理应全面尊重姓名权

　　这无疑一个既能充分体现对公民姓名权的尊重，同时又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法律解释。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许多“选取父母姓外其他姓氏”的正当合理情形，如“因回复祖姓”、“由他人抚养”等。而另一方面，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已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但在现实的姓名登记管理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事实上仍对公民“取姓改名”，存在各种限制，并由此引发不少“姓名”官司。

　　事实上，无论是严格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民法通则》，《婚姻法》的“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还是按照政府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民行为“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基本法治原则，作为一项公民个人私权利的姓名权，其实都理应得到充分尊重，而不必由公权力多加干涉。既然公民“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那么，公民当然就理应享有选取“其他姓氏”的自由，不容任何他人干涉限制，而另一方面，既然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公职部门限制公民选取“其他姓氏”，相关行政机关显然也无权限制公民的这种自由。

　　当然，在强调尊重姓名权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任何公民权利和自由也并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边界限制的，姓名权同样也不例外。这种限制，主要应该体现在，一方面，在形式上，公民的姓名权，不应该妨碍基本的社会公共管理秩序。比如，公民在自由“取姓命名”时，不应违反通用语言文字法，选取非通用、不规范的语言文字，甚至是生造他人根本无法辨识的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在实体上，公民的姓名权，同样也不应损害基本的社会公德、公序良俗，如在“取姓命名”时选取极不雅驯的恶俗字词。

　　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选取其他姓氏”的姓名权的法律解释，更加简便理想的做法，实际上不一定非得以“正当理由”为前提，并一一列举各种具体的正当理由，只需从反面开列出相应的“负面清单”——“非正当理由”即可，也即，只要公民的“取姓命名”不存在“不尊重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那么其姓名权便是完全自由、自主的。张贵峰

　　彰显立法人性化

　　就如媒体所报道的，《民法通则》和《婚姻法》针对姓名权的规定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后者所指的姓名权范围明显要小于前者。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针对姓名权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也不同，公安、法院等部门甚至民众则容易对上述法律规定产生理解或执行的分歧。显然，立法部门准备通过理顺法律，进一步明确公民的姓名权。这种法律调整属于科学立法的范畴，顺应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要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公民的姓名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一些公民有了更多的姓名需求，而有些姓名需求超出了我们传统的姓名观念，超出了有关部门的传统确权范围，以至于公民的部分姓名需求得不到理解和满足——比如，前两年，笔者的一个朋友给其女儿取了夫妻双方共同的姓氏作复姓，姓名共4个字，到派出所登记时，登记人员就不愿给登记，后来他找了熟人才办理了登记。立法部门明确了公民的姓名自由权，法律也因此更具人性化。既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法，符合主流姓名价值观，又可以兼顾少数人的特殊姓名需求，既延续了传统的一面，又展现了开明的一面。李英锋

　　提醒

　　不是为奇葩姓名开口子

　　草案规定，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公民有正当理由也可以选取其他姓氏。包括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这其实也是形势使然。一份调查显示，有66%的学生赞同公民可以不随父姓或者母姓；超过10%的学生愿意不随父姓或母姓。“年轻人对取姓的态度更为开放，他们认为取一个好听的姓名，是追求美的体现。”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姓名的标新立异。姓李的改姓“木子”，姓“麻”的改姓“广林”，因为对敦煌的喜欢，就让儿子姓“敦煌”。而名字更是五花八门，比如有人为儿子取名“欧阳成功奋发图强”；有人给儿子取名“赵C”。如此标新立异，正如女作家王安忆曾一针见血地说过的，在这样喧嚣的年代，区别他人的方法是制造奇崛之声。因为这世界声音太多，要让别人注意你，就得叫得怪一点，折射出的，不过是浮躁的时风。

　　其实，姓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中国通常是维系血缘的隐形纽带。中国人讲究“认祖归宗”，乱用姓氏不符合传统。如果要在姓名中赋予独特的含意，也尽可体现在名中。实际上，现在对姓氏上的“标新立异”，绝大部分国人并不认同。而尊重社会公德，是姓名权的应有之义。也因此，草案中规定了“正当理由”的限制条件。

　　这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让“正当理由”更有可操作性，有专家学者建议，对“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作出更加严格而明确的限定，增加公民选取姓氏的禁止性规定，列出自选姓氏的“负面清单”，便于公安机关在姓名登记工作中准确把握。确实，无论如何，放开姓氏选择，并非就是放开违反公序良俗的奇葩姓名。 钱夙伟

　　更要严把“理由关”

　　国人重“名”，自古亦然。除了名气、名声与名望，当然还包括了个人的姓名；而与“名”有关的“名言”“名语”，也是举不胜举，譬如“名不正，则言不顺”，又如“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等等。看罢上述这条时新报道，我还迅速想到了一则10年前的旧闻：辽宁一对父母想给孩子改姓为耶律，但派出所却不予办理。对此，有人认为，派出所拒绝更改姓氏缺乏法律依据；而反对者认为，子女只选择父姓或母姓，这有利于户籍管理制度。这次我国立法机关充分考虑和兼顾了两种意见，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子女不随父母姓”，是一种务实的善政，更是一种法治的进步。

　　当然，“允许不随父母姓”，更要严把“理由关”。否则的话，“可选其他姓氏”的法治善意，就有或被滥用和乱用的可能。在这次解释(草案)拟规定的可以改姓的三种情形之中，“其他正当理由”的改姓理由，或许最易“攻破”而存在被滥用的隐忧。故而，除了教育引导广大公民的“原则上”取姓，我看强化管理部门的内部约束，做到从严从紧地“网开一面”，可能更显重要。

　　“可选其他姓氏”切忌被滥用，一方面不妨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规定公民一生只允一次在其父母姓氏之外的“改名换姓”；另一方面，即使申请者的改姓理由，已经被有关部门审核认定为“正当”之列，也应通过网上公开等的透明渠道，接受社会公众的“二次监督”和“民意检验”。现在网上有一种声音担心称，“允许不随父母姓”既是人性化的姓名登记举措，也有可能成为某些人躲避监督和掩饰腐败的绝佳伪装。就这一“习惯性反腐”的良好愿望来看，“可选其他姓氏”的切忌被滥用，确凿可谓应“严”字当头地做实和做好了。 （司马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