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丙然（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

    在青岛建立一个观象台的想法，最早来自近代德国著名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他在1898年5月出版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湾》一书中，建议把青岛发展成为一个科学观察和研究中心，按照德国汉堡海洋观象台模式建设青岛观象台，使之成为中日海洋气象观测的中心。
    由于认识到水文和气象对德国舰船在东亚水域航行的重要性，占领青岛之后，德国即着手在馆陶路一带建立简易的气象和天文观测站，主要从事天文、气象、磁力和潮汐观测。1905年，该观测站迁往水道山（今观象山）办公。1908年开始扩建，德国国外海军协会为此提供了高达175000马克的经费。1912年，建筑宏伟、设备齐全（包括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等）的新观测台在今观象山上竣工，德国著名天文学家迈耶曼主持，授时、磁力、气象、地震、潮汐、地形测量等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并相继在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建立观测分台，成为与徐家汇、马尼拉、香港观象台齐名的东亚著名观象台，为航运、港湾、市政、农林建设提供大量数据，贡献极大。
中日观象台主权之争
    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后，观象台由日本海军要港部接管，改称青岛测候所。一年后，隶属日本青岛守备军通信部，最后隶属于日本军政长官部。观象台隶属关系逐级上升，军管程度日益严密，足见日本对青岛观象台军事作用的重视。
    日占时期，除德占时全部工作照常进行外，观象台还添置大量设备，并增办渔业、海洋化工业，调查胶州湾内渔业捕捞，海水分析化验，提炼工业产品，不遗余力。
    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所有市属机关公产均由日人手中陆续收回。但是，当以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蒋丙然为组长、东南大学教授竺可桢、天文学家高均为委员的接收小组前往观象台准备接收时，日本人却藉口“中国无此专门人才”拒不交出，等中国具备专业人才后，再全部移交，并提出日本职员可不拿中国政府的薪金。由于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不了解观象台重要性，未予深究就签署协议，铸成大错。青岛主权回归后，测候所实际仍由日本人主持。
    1924年，青岛督办公署与日本公使商订测候所办法八条，中国正式接收观象台，但是日方仍不肯退出，借用中方部分设备，在原址另立测候所，把观测数据输往日本国内，由此引发中日之间观象台主权之争，酿成了旷日持久的“观象台日员悬案”。
蔡元培为观象台“保帅”
    中国正式接收青岛测候所后，改名胶澳商埠观象台，此后“观象台”之名再未移易。蒋丙然被任命为观象台台长，上任后，他冲破日本人重重阻力，以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励精图治，很快使各项事业超出日人主政时期，并获得世界的认可。
    1929年4月，北洋政府在青岛的统治倒台，由南京国民政府派接收专员陈中孚前来接收青岛。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事随政权更迭而沉浮乃是中国之传统。对于政治来说，无关大碍，但对于学术来说则害莫大焉。蔡元培先生当时主持中央研究院，深谙中国科学人才之匮乏，于是亲自写信给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请他电告陈中孚不要因政权轮替而更换蒋丙然台长职务，以免影响青岛观象台业务发展。
    针对有些人提出观象台应拨归青岛市教育局管辖的动议，蔡元培很是生气，一天内两次打电报给青岛代理市长吴思豫，坚决反对观象台隶属教育局。
    在蔡元培看来，观象台非行政机构，事关市政、航政，主要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与应用。教育局则为普及教育而设立，大学虽属教育一部分，但因偏重学术之故，通例不受教育厅或者教育局管辖。观象台主要为学术研究机构，不在教育范围以内，更不能隶属于教育局。观象台台长资格，等于大学教授，西方各国地方观象台台长，均由中央观象台任命，青岛当然不能自外于世界潮流。台长地位在特别市应与市府直属各局长平等。如果隶于局长之下，地位甚低，没有学术自由，饱学名望之士将不肯屈就，将严重影响观象台学术发展。作为曾经的老校长，蔡先生告诫吴思豫，应权衡利弊，明智决策，切莫采纳这条愚蠢的建议，观象台长应直辖于市长。同时，同意把青岛观象台纳入中央研究院，仍请青岛特别市政府直接管理，以后凡涉及青岛观象台台长更替须征得中央研究院同意。
增设海洋科
    1928年初，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宋春舫暑假来青岛避暑，寄寓蒋丙然家中。
    闲谈中，宋春舫提及他曾参观摩纳哥海洋博物馆与水族馆，其致力于海洋的研究颇值得借鉴。两人对当时新兴的海洋学很感兴趣，就青岛三面环海的自然环境而论，认为“吾国海岸沿长数千里，青岛居其中心，气候温和，海产丰富，实为研究海洋学最适宜之区”， 应开办一个海洋研究所。
    于是，宋春舫先以个人名义写就《海洋学与海洋研究》一文，刊登在上海《时事新报》上。文章发表后，引起了青岛市政当局的注意，加上蒋丙然从旁积极鼓动，胶澳商埠局正式同意增设海洋科。蒋丙然原想把海洋研究附设在气象科之内，后来考虑到海洋研究范围至广且大，非气象所能涵容，最终决定在气象地震科和天文磁力科基础上单设一科。1928年11月15日，青岛观象台增设海洋科，宋春舫被委任为首任科长。
    海洋科成立后，青岛观象台形成气象、天文和海洋三科鼎立之势。在蒋丙然、宋春舫看来，海洋学当时属世界新兴学科，为全世界学者所关注，青岛观象台海洋科设立虽晚，但研究起点不能低。青岛观象台原来就有海温与潮汐两项有关海洋的观测，新设海洋科后，增加了海洋物理、海洋生物、海底地质研究。与厦门、上海、天津同一时期设立的海洋机构仅注重单一研究不同，青岛观象台海洋科从一开始就兼顾学理和当地渔盐业发展的需求，采取“实用与研究兼筹并重”的思路，青岛观象台由此成为中国最大最早的综合性海洋科研机构。
    海洋科设立后，台长蒋丙然利用各种关系，积极筹措经费，采购各种探测海洋的仪器，并从有限的经费中挤出资金，添购亟须的海洋学巨著，并从紧张的办公用房中辟出大楼一层用于图书馆。在宋春舫苦心经营下，到1934年，青岛观象台图书馆藏有图书、杂志数千册。在仪器设备陆续到位后，海上调查等海洋科学研究工作陆续开展了起来。海洋科每月借用警察厅的靖澳舰，在胶州湾内进行海洋调查，内容包括观测海水温度、采集水样、挖取海底沉积物、采集海洋生物标本等。为改变以前海水化验和海底沉积物化验需假手外人的不便，海洋科还建立了一个简易的理化分析实验室。此外，还观测海洋潮汐，根据历年记录编制潮汐表，服务于渔业及航运。1930年11月，海洋科开始编辑发行中国第一份海洋科技刊物——《海洋半年刊》，至1934年已刊发10期。
    经过数年的努力，到1934年，海洋科已将胶州湾及其周围海域的潮汐、水温、地质及生物分布情况基本搞清楚，并推出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朱祖佑和刘靖国有关胶州湾潮汐和水温的研究论文被译成英语，提交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在大会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在蒋丙然和宋春舫等人努力下，青岛观象台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开展海洋观测调查和科学研究的综合性中心。“青岛是中国最适宜的海洋科研要区”，已成为全国科学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