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4-1996年在中央财经大学任国际金融专业硕士指导教授;1996年至今,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工作。专业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有关部门 重 点 课 题 ,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 七五”、“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家“十五”至“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等。曾出版中、英文专著(包括合著)二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35期日前召开。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发表了题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机遇和前景”的主题演讲。张燕生说,当前,哪怕付出一定的代价,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来实施新一轮改革开放。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开始,如果改革成功,未来30年中国将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经济又站到了十字路口

　　中国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大程度跟过去30多年所采取的不平衡发展模式有直接的关系。

　　演讲一开始,张燕生就说:“对当前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经济再次站到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再次站到1978年这个始点上,也就是需要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去探索未来三十年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的机制、新的战略和新的结构。”

　　他表示,过去的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业绩是非常显赫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现在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要探索如何实现13亿人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历史性的跨越,这需要新的体制机制、新的战略、新的结构。

　　当前面临的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很大程度也跟过去30多年所采取的不平衡发展模式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采取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依靠出口和招商引资的双轮驱动。1978年决定推进外向型经济,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要突破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这两个缺口的约束,另一个是要通过外向型的模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其次,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了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为了实现经济的起飞,中国采取了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先让少数人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富裕;先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再顾及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然后再顾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第三个方面,过去30多年,中国用经济特区的模式推进了摸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通过差异化的优惠政策,探索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路径。第四个方面,过去30多年,政府在推进市场经济的发育、市场经济的成长和市场经济的壮大方面应当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过去30多年的这个模式到现在已经很难继续下去了。一方面,外向型模式是小经济体的模式,当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大国,如果再依靠外需的拉动,再依靠招商引资的拉动发展,中国和世界的冲突和矛盾就会进一步的尖锐。前30年中国非常重视外贸、外汇、外资,下一步可能要大力推动中国人才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和城市的国际化。从这个角度来讲,需要从外向型的模式转向开放型经济的模式,这对中国来讲是开放经济的一个巨大转型。第二个方面,前30年的不平衡发展模式也难以为继,下一步应该更加强调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权利公平,更加强调城乡区域和居民公共服务的更加平衡的发展,转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更加统筹协调的发展模式。第三个方向是,中国的改革策略、模式应该由转轨转向规范,也就是转向法治,转向公平透明,来建立起一个现代性的治理模式。

　　张燕生说,政府的职能重新回归到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同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要边干边学来探索如何与国际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对接,以及政府和市场关系。也就是怎么切割好市场经济的利益,分清楚市场和公权力之间的边界,让政府能够维护好经济的秩序、生态的秩序和社会的秩序,这些转变实际上也就是未来30年的体制机制,这需要当代人重新启航,开始新的探索。

　　即使付出代价也要改革

　　如果在未来的5到8年的时间里不能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出现前30年没有遇到过的经济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动荡。

　　加快这种全面的转型和规范的改革,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第一个方面,在全球减速、中国减速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调整将进一步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愿不愿意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过去十年全球非理性的繁荣,使每一个人都很着急,希望比较快地去致富,比较快地去发展,很难放慢脚步去追求一些长期的价值。

　　第二个方面,一些重大的改革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比如说金融和国际收支领域的改革。一方面,中国需要加快金融和资本项目的开放,促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金融和国际收支存在系统性的风险,一旦管理不慎,尤其是不能构造一个比较强大的防火墙,就有可能带来一场前30年没有遇到过的金融和国际收支的危机。

　　第三个有可能的风险,是政府的改革。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直接干预市场和企业经营活动退出的同时,会不会削弱政府管理市场、管理生态、管理社会秩序的能力。

　　第四个方面也就是现在谈论最多的,下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的问题。如何能够避免顶层设计脱离实际的情况,在改革中真正建立起法治、规范和现代性的责任,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在它的现代性进程中间所面临的新挑战。

　　不改革可能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张燕生介绍说,很多对中国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大省,现在仍然追求着旧模式的极限增长,靠要素投入来支撑高速的增长。由此产生了三个担心。一是,如果不改革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泡沫前的美国?第二个,当前中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汇率增值的速度居高不下,资本走出去的速度居高不下,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1990年的日本?第三,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前苏东国家,改革在推进深化中越来越举步维艰,社会经济矛盾也是日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未来的5到8年的时间里,不能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出现前30年没有遇到过的经济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动荡。

　　从改革的角度来讲,前三十年有三个模式。一个是1978年的模式,称之为改革推动的模式。因为1978年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旧的计划经济模式难以为继,要探索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模式是1978年改革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改革模式是南巡,它有三个基本的特点。一个是它有邓小平这么一个改革的总设计师在全力推动,第二个是1992年南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第三个特点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推动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管理、国有企业。第三个改革模式也就是W T O的模式,也叫外部压力倒逼的改革。

　　10多年过去了,现在发现,在外部压力驱动下,中国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了全面的长时期的调整、改革和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农业、汽车制造业并没有被饿狼吃掉。过去10年它们没有被饿狼吃掉,并不意味着在未来10年,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大势下就能够跑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