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唐律疏议》等法典为依托，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官员的违法行为及其刑事责任作了明确的法律区分。但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还需执法者严格遵守法律，依法裁判。在唐玄宗时期曾任大理卿的李朝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未经推鞠 不可论罪

　　李朝隐是京师长安三原县（今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一带）人，参加科举中主要考察法律知识的明法科目考试，顺利通过后，又经吏部铨选，获任临汾（今山西省临汾市一带）县尉（正九品下），主要职责是协助县令抓捕盗贼、审理案件等。经过几次迁转，李朝隐调到唐代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任大理丞（从六品上），负责一般刑狱案件的判处。

　　李朝隐任职大理丞前后，正是李唐王朝从武周革命历史阴影中刚刚走出的时期。中宗李显借助张柬之等五人联手发动的神龙政变二度登基，但武家势力并未连根拔除，武则天侄子武三思和皇后韦氏勾搭成奸，并通过韦氏影响中宗，欲将张柬之等五人除之。

　　神龙二年（706年）七月，武三思贼喊捉贼，派人到东都洛阳天津桥张贴告示，揭发韦皇后淫乱后宫，要求废掉其中宫之位。武三思又诬告是张柬之等五人张贴的告示。中宗暴跳如雷，下令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彻查此事。

　　李承嘉是武三思的心腹，自然得出张柬之等五人造谣生事、制造舆论准备谋反的结论。中宗下诏让大理寺结案定罪，并诛杀张柬之等五人。

　　诏书下到大理寺后，李朝隐提出反对意见，“不经推穷，未可即正刑名”，认为此事未经调查，真相未明；未经审判，于法无据，不能论罪定刑。时任大理卿裴谈作为大理寺长官，直接将李朝隐的意见驳了回去，代表大理寺作出裁断，“宜据制书处斩籍没，不应更加推鞫”。裴谈认为，既然皇帝都下令了，张柬之等人的事就不需要再调查审判，不仅要杀还要抄家。

　　中宗得知李朝隐一个小小的大理丞竟敢顶撞长官，对抗皇命，下令将其贬到岭南烟瘴之地。宰相门下省长官侍中韦巨源、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李峤听说后，上奏中宗，“朝隐素称清正，断狱亦甚当事”，李朝隐这个人历来清正廉洁，刚直不阿，这次说话办事有些固执，但他在大理寺审理案件也没出过什么大错，执法向来公正公平。听完韦巨源和李峤的劝解，中宗怒气消了一些，重新下诏将李朝隐下放到闻喜县（今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一带）当县令（正七品上）。不久，武三思假传圣旨将张柬之等人诛除殆尽。

　　为政清严 权豪敛伏

　　在中宗的弟弟睿宗即位前后，李朝隐经过几次迁转，升任京师所在的长安县（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一带）县令（正五品上）。睿宗的侄女、中宗的女儿成安公主，强制把百姓的私家林园据为己有，还不付钱。李朝隐一时捉不到公主，就“取主奴杖之”，把具体负责抢夺百姓私家林园的奴才抓了起来，判处杖刑，打了一顿。“由是权豪敛伏”。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五月，玄宗提拔李朝隐任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府尹（从三品）。在任上，李朝隐“政甚清严，豪右屏迹”，豪强恶霸一时间销声匿迹。

　　河南府赵常奴是玄宗宠妃赵丽妃的兄弟、太子李瑛的舅舅，“恃势侵害平人”，经常仗势欺凌百姓。李朝隐接到报告后，当即指示“此而不绳，何以为政”。说罢“执而杖之”，将赵常奴抓起来依律杖刑。玄宗听说后，“又降敕书慰勉之”，一纸诏书下到河南府表彰李朝隐敢于斗争。

　　此时大理卿是元行冲，任职时间长了，就逐渐发现他并不十分适合在大理寺工作。开元六年（718年），辅佐玄宗打造出开元盛世的名相宋璟建议调整大理寺班子，将元行冲调离，由李朝隐接任。就这样，李朝隐从河南府调回朝廷，出任大理卿一职（从三品）。

　　为国惜法 期守律文

　　开元十年（722年）八月间，武强（今河北省武强县一带）县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被查出来收受价值达五千匹绢布的贿赂。案发后，裴景仙竟然挂印而逃，很快就被抓获。“上大怒”，玄宗“令集众杀之”，下诏给大理寺，要求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处死裴景仙。

　　大理寺接旨后，李朝隐立马上奏，指出裴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犯的只是贪污受贿罪，根据大唐法律罪不至死。裴景仙是开国元勋裴寂之后，根据“八议”中的“议功”规定，功臣后人犯罪可以减轻处罚。而且在武周动乱时期，裴景仙父亲裴承先遭人诬告被酷吏杀掉，其他儿子也连坐受死，“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只有裴景仙延续裴家香火。“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请条”，饶裴景仙一死，于法有据，于情合理，还请陛下您依律判处其流刑，流放到边远地区即可。

　　奏疏递上去，唐玄宗“手诏不许”，“制令杖杀”。李朝隐继续上疏“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生有条，臣下当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生是死全凭陛下您一句话。但是如果要用法律的名义处置人犯，那不同的罪名就有轻重不同的刑罚，大理寺法官就必须严格依法论罪依律断案。

　　在奏疏中，李朝隐指出，具体到贪污这事，唐律有“枉法”和“乞取”的区别。“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如果在收受贿赂的过程中利用职权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那贪污十五匹绢布就可以判死刑。裴景仙贪污五千匹绢布的贪污数额，必须依法处死。

　　可裴景仙只是“乞取”，“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乞取”是指官员向下属勒索财物的行为，处罚时要比照“受所监临罪”来判刑。“受所监临罪”，是指官员在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收受所管辖区范围的部下和百姓财物，而行贿的一方没有提出任何请求，官员也没有违法为他们谋取不当利益。犯此罪者，贪赃满五十匹判处流放两千里。裴景仙没有枉法行为，也只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部属和百姓的财物，没有为他人谋利益。裴景仙虽构成受贿罪，但这种罪即使贪污数千匹，最多也是判处流刑二千里而已。

　　“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如果我们今天把“乞取”罪都判处死刑，那以后碰到“枉法”的又该如何加重处罚呢？而且“近发德音，杖者听减，流者给程”，最近朝廷出台了一系列宽刑慎刑的政策，要减免杖刑次数，减少流放里程，为什么裴景仙要法外严刑呢？“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我之所以这样连续上书，不是为了救裴景仙的命，而是安守法律。还请陛下依法来惩治裴景仙。

　　玄宗经过深思熟虑，“上乃许之”。玄宗为此还专门下了一道制书，承认了当初“不从本法，加以殊刑”，打破法律规定的错误行为。最终裴景仙改判为“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杖刑一百，然后流放到岭南烟瘴之地。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朝隐病逝在巡视岭南的路上，追赠为吏部尚书（正三品）。

　　（作者吴 鹏，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