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化中后期转向工业现代化加速期

　　我国现在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以前的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工业占GDP的比重接近50%，成为了世界制造的大工厂。以要素投入驱动的工业化的规模扩张，以引进设备或模仿方式进行的“干中学”技术进步演化的投入产出收益在急剧下降，工业化也步入了中后期。但按照工业现代化的效率、结构（指技术先进性、信息化、国际化和管理现代化）和可持续（能耗、排放等）指标来衡量，则仍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参阅《中国工业化蓝皮书2009》的指标体系和行业评分）。我国经济体系在“十二五”期间将进入从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转向工业现代化加速的阶段，因势利导，加速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创新技术，提高效率，保护自然环境成为了新的工业化发展的方向。

　　政府主导转向市场配置资源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很多层次的体制矛盾也凸显出来，市场作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机制始终没有理顺，要素价格扭曲，妨碍了资源的节约使用，激励了低成本的竞争，产能过剩都与此相关；而行业准入和垄断问题也困扰着市场机制的发挥，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步伐；而社会福利体系建立的“碎片化”也非常严重，导致地方的收入和福利的差距扩大，并影响着要素的流动。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抵御外部冲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更具有弹性空间，为政策运用提供体制空间。“十二五”期间不但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消除影响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而且要面对新形势、新阶段，推进更为丰富的体制创新活动，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社会需求。

　　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最为重要方面是加快政府转型，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很大的转型力度，只有政府转型成功才能理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摩擦，而且也才能满足人民日益需要的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体制的改革要有一个更为系统的规划，逐步通过财税等改革激励政府转型。

　　“十一五”规划已经为空间均衡、结构和机制转换铺垫了基础，如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服务业提升，创新投入和生态资源指标都旨在通过目标牵引来转变发展模式。由于强烈的外部冲击，上述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被挑战，使得发展模式转变举步维艰，迫使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更要加大发展模式的转换，以空间均衡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并举的方式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

　　我国经济发展转向经济与自然均衡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约束越来越强，在“十二五”期间全球化过程还会加速，中国国际贸易、金融等摩擦在不断加剧，中国提出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张，但直接面临着国际上相应的约束，成本正常化，污染限制等直接约束了中国出口导向的战略发展。

　　国内改革开放后长期忽视的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过大问题直接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高消耗的粗放式经营易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冲击，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社会和生态的空间均衡成为了发展的重要方面，也会有效地约束着中国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