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区块链研究院院长、共享金融100人论坛理事长王永利在论坛上表示，降准是不是成为货币政策的禁区。我认为不能，首先有结构性调整的东西，十万亿以上的拆借出来，压掉五万亿，剩下五万亿同时降准，这边降准那边收回。总量的流动性不会产生大的影响，结构调整会直接回到缴存的银行身上，中间的环节大大减少了，不再是央行对大银行，大银行对中小行，是直接回到你缴存的机构的身上。

　　王永利同时指出，我们国家是保持了很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同时又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里边有没有重叠，我们要不要在维持存款保险制度的同时，加快压缩法定存款准备金，怎么压缩呢？就是央行外汇储备有没有可能拿出一部分，由财政发行专项国债，就是面向存款准备金来发行。政府买下来，把钱给央行，央行降准，这个钱又回来，这一块进一步降低。

　　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永利：金融服务实体，在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都反复在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坚实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同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把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保证稳定的前提下还要推进金融的改革开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去年以来，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成为三大金融领域的主要任务。相应的去杠杆、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各种措施都在推出。总体来讲，今年我们的去杠杆力度还是不错的，M2的增长和融资的变化。但是，到5月份以后，又出来一个明显的问题，好像社会上反映流动性紧张的问题非常尖锐，强烈呼吁放松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

　　今年以来，货币当局定向降准，定向拆借，定向贷款不断地在进行，也是基于不让这个钱留在金融体系内，不让它流出去。我们银行间的基金利率，水平都是下降的，流动性不是相对充裕的。但是有个问题，社会上，或者实体经济层面，这个流动性非常紧。出现了传导机制的问题，出现了梗阻，怎么打通，大家都提出了很多想法。不光金融要发力，实体经济也要发力，整个宏观都要发力。

　　我聚焦在一点上，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压缩或者缩短资金传递的流程，缩短环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大家有没有看到，中国在整个资金投放，从源头上到最终投放到社会上，我们的环节，我们的流程，跟美国去比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政府，有国有，直接参与其中。在金融体系内，央行是最大的资金投放体，一般我们说银行最后贷款人的定位不大相符。我们银行现在拆出来的资金不低于10万亿，如果银行说下个星期我不做市场操作了，市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在金融体系内有很多档次，大银行对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对非银行机构，在体系内层层传递，每个环节都要收点过桥费。出了金融体系，大家又会看到，说融资难、融资贵，原来在没有实施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容易拿到钱的，央企也可以拿到钱，地方政府是一级，央企是一级，每一层每一层再要往下转，效率和成本显然不一样。

　　第二，现在从资金供给侧角度看，我们货币总量已经超过174万亿了，是全球最大的货币总量体，同时也催生出了中央银行的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催生了最大金融资产负债规模，刚刚披露的全球最大的资产银行里，四大银行都排在前面。有个问题，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一边冻结了将近20万亿的法定资产准备金；另一方面，2016年后不再实施普遍降准，定向实施降准。市场流动性紧张，央行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又进行对外拆借资金。2015年两万多亿，2016年八万多亿，2017年十万多亿，一方面冻结了一块资金，一方面拆借了一块资金，资产负债同时上升。这是结构问题，但是大家看到法定准备金的年利率只有1.62，维持多年没有变化，央行拆借出来的资金，有各种时间段的，但是年化利率是多少呢？显然大大高于1.62。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利差，利差转嫁给商业银行身上去了，商业银行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往外转移。这个合理不合理？一个集中的东西就是降准是个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降准是不是成为货币政策的禁区。我认为不能，首先有结构性调整的东西，十万亿以上的拆借出来，压掉五万亿，剩下五万亿同时降准，这边降准那边收回。总量的流动性不会产生大的影响，结构调整会直接回到缴存的银行身上，中间的环节大大减少了，不再是央行对大银行，大银行对中小行，是直接回到你缴存的机构的身上。当然，现在以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来说不能十万亿全部压下去，至少要保存一部分，有五六万亿、六七万亿的余地可以调。即使压了，还有法定存款准备金怎么办？

　　还有第二个问题，在2015年在保持很高水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基础上，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大家有没有研究这个问题，2005年在说推存款保险制度，推了十年，存款保险制度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什么概念？法定存款准备金准备什么？就是系统存款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拿出来，重点是保支付。存款保险是干嘛？目标是一样，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大家认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是行政手段，存款保险制度市场化更明显。有了存款保险制度，法定存款准备金慢慢退出了。我们国家是保持了很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同时又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里边有没有重叠，我们要不要在维持存款保险制度的同时，加快压缩法定存款准备金，怎么压缩呢？就是央行外汇储备有没有可能拿出一部分，由财政发行专项国债，就是面向存款准备金来发行。政府买下来，把钱给央行，央行降准，这个钱又回来，这一块进一步降低。

　　所以，我认为中国从资金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这方面是有非常大的余地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在全球基准利率水平危机过后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是割裂的。一年期国债风险利率在1.5上下，今年高一点是3.5。如果把融资整个水平下行之后，其它的改革才会出，否则刚才讲的一系列改革可能连落地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我跟大家交流的主要事项。谢谢。

　　张燕冬：谢谢王永利行长，就是要压缩这个流程，提高这种融资的效率。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问，因为您曾经来自于中国银行，您这里面有没有部门利益的嫌疑，你的本质是要个银行归还存款机构的法定准备金，有没有这种嫌疑，你要分解银行的意思。

　　王永利：我现在已经离开银行，没有任何指向，我们是站在某一角度看某一个东西，现在金融改革改革开放必须把金融放在整体来看，从源头去分析。如果不这样，我们要找出的问题太多了，你要想所有问题都解决，那永远解决不完，所以现在要找聚焦点，最重要的东西在哪儿？我们有条件落实才行，抓紧时间去推，我不代表银行。

　　张燕冬：您认为在操作上还是可行的。

　　王永利：我认为完全有操作的空间。

　　张燕冬：清友怎么看？

　　管清友：要从源头降下来，特别是现在这个当口，主要是要跟国务院说清楚，什么是解决思想意识问题。另外我要提到一点，我们现在降准要比2016年底前更有条件，因为经历这一轮去杠杆，特别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我们相当于把原来影子银行的规模大大压缩了，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现在传导机制，有点像物理学讲的串联，原来我们是并联的一个套路，有银行系统，有影子银行，现在影子银行大大收缩了，信托很多非标业务不能做了，这时候降准有很大的必要性，同时对降低整个社会平均融资成本，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用处的。